［附录一］（第2/3页）

“在《新规范》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蓝领工作。这样说，很搞笑。”

“工人阶级，或说是中低下产阶级。后来变成已经不再是‘中低下’级，而成了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最庞大的下层土壤。这些人无法完成他们经济与道德上的义务和职责。就在他们中间，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有我的小说都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写作是一个建立联系的过程。这一句话，那一个字的。我不会写一个关于我邻居阿特先生的故事，但我可能会写一篇小说，里面的角色就像阿特一样，在门廊上徘徊着念叨：‘我要春季大扫除了。’”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要是看到我写的小说，读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它感动，并想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就高兴。我还能再奢求什么？我们都要被提醒，自己是个人，这是很重要的。”

“在我的小说中，人物之间往往没什么爱情或是别的某种联系。不过，《大教堂》是个例外。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这可能也反映了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来说也是展开自我的过程。”

“写完《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之后，我有将近六到八个月的时间什么东西都没写。那之后，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大教堂》。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最后写的是《发烧》。这些小说都收在短篇小说集《大教堂》中。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请你安静些，好吗？》花了我十五年的时间，但《大教堂》前前后后只用了十五个月。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很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改变。《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了一些。”

“相比起人物正在想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对对方说些什么，什么是他们没有说出口的，什么是他们正在谈论但却没有去做的，什么是他们正在做而没有到处宣扬的。说到底，人物的行为似乎比他们做那些事的原因更让我感兴趣。”

“我在自己写字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庞德的一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

“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

“这其实又回到了海明威的路子上：只要你自己清楚你都省略掉了什么，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我想这是海明威说的一句格言吧。我不想这样说，但我真的觉得我知道自己都省略掉了什么。”

“写作，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它是一种交流。”

“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