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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我很努力地说了伊斯基亚的美妙，我的滔滔不绝和她的沉默，让我觉得我的生活虽然精彩，但什么事也没发生，让我有那么多时间来给她写信，她的生活很黑暗，但充满了各种事件。

七月底的时候，内拉对我说，那些英国人会离开，八月一号有一家那不勒斯人要来。那是他们第二年来这里，非常好的一家人，非常客气，讨人喜欢，特别是男主人，是一个真正的绅士，说话总是彬彬有礼。他们的大儿子人长得很帅，个子很高很瘦，但很结实，那年十七岁。“你不用老一个人待着了。”她对我说。我觉得很尴尬，但马上焦急地等着那个年轻人的出现，很担心自己说不出有意思的话，担心他不喜欢我。

那些英国人刚走——他们给我留下了两本英文书，还有他们的地址，他们说假如我有机会去英国的话，可以去找他们——内拉就让我帮她打扫房间，更换床单，把床铺好。我很乐意干这些活儿，我清洗地板的时候，她在厨房里对我喊道：

“你真的太棒了！还能看英语书。你带来的书还不够看吗？”

她大声地表扬起我来，说我很懂事，很守规矩，说我一天到晚就爱看书。我到厨房里的时候，见她手上拿着一本书。她说那本书是第二天要到的那位先生送给她的，是他自己写的书。内拉把那本书放在床头柜上，每天晚上读一首，先是默念，然后大声读，她已经能背诵下来了。

“你看，他给我写了什么。”她把书递给我说。

那本书是《晴朗的证明》，是多纳托·萨拉托雷写的，上面的赠言是：“送给甜蜜的内拉，感谢她的果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