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第2/3页）

平时民间，只得有驴子骑。这是个驴子普及的朝代，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远高于马。《清明上河图》反映宋时汴京繁华实景，里面的马也寥寥。陆游关于驴和马的怨念，就很能解释了。

但是呢，用曹操的诗来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游骑不成马，在后人看来，也没什么关系了，他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悲壮的老马。

对于军队缺马这种心头患，两宋王朝都想了不少办法，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与商战史。北宋经历的两次政治革新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重头内容都涉及到马。

王安石的“保马法”，让民间养马，然后再由政府出资买回，听起来很好，却和其他新法一起，很快流产了。

关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从刚开始一直到千年后的今天，毁誉不一。就不需要具体说了。只有两点是毫无疑问的，它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在阵痛与代价中摇摆前进；而不论成果如何，始作俑者，都只能有一个黯然无言的悲凉结局。

熙宁九年，推行新法六年后，55岁的王安石辞去宰相，退居江宁（今南京），新法推行过程的斗争令人厌倦，无休止的应对争论和排除阻扰，突如其来的罢相，被诬告谋反，理由荒谬得让人听到的一瞬，不是愤怒而是失笑。吕惠卿之类无常小人的背叛和暗算，让人直接对人性产生怀疑。寄予厚望的爱子王雱，聪慧灵敏，才气逼人，亦在这一年病亡，不过三十二岁。

心灰意冷，激流勇退。不退也不能。仍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开往未知海域的轮船，刚刚启程，就已经挤满了精明能干的野心家，利欲熏心的投机者，作为老船长的王安石，早已被挤到船舷边。

在江宁的日子，据记载，是这样的：“王荆公不爱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及归。”

就是骑着驴子，来来回回地在山水间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个坐不住的人，这一点可以想象。

当年，他可是号称“拗相公”，说起国事，不惜跟好友翻脸，不惮在皇帝面前抗辨，厉声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人，心里有一团烈火，烤焦了着自己不在乎，烧到了别人，那也只好说声抱歉，谁叫你在他的理想前面挡路。比如说苏轼，王安石是那么欣赏他，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有如此人物。”当苏轼一再上书反对新法时，他还是毫不迟疑地清除障碍，对神宗皇帝道：“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

对于变革者来说，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反对者众，而是反对者中，有亲朋好友，有向来推重欣赏的人，你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是君子，甚至是爱自己的，却还要面对他们的反对与质问。一万个敌人的仇视，痛不过一位朋友的误解。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

想到这一点，再回想起“拗相公”的称号，想到江宁山间，骑驴而蹒蹒独行的那位老人瘦小身影，才更感觉到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悲凉。战争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如陆游，人们都赞赏他的报国心和勇气。和平年代，同样怀抱富国强兵理想行动着的人们，却被指责与猜疑包围。和平时期无英雄，不是没有，而是，人们并不需要。

在大一统的国家背景下，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得以顺利运转，但也必然带来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更加害怕变革。有革新，就会触动盘根错节的旧利益集团。至于那些本无多少利益可言的底层人民，已经过于稀少的生活资源，承受不了变革的阵痛，宁做稳定的奴才，也不愿冒险做变革的主人。变成固步自封的老大帝国，在北宋的风流世代，已经能看到不祥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