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重临川一梦：临川书店（第2/3页）

武井一雄曾回忆为何选址于加茂桥畔。他说当年还在东京时就常拿着京都地图研究，想在鸭川以东的百万遍、吉田区域的京大学生街或御所附近的同志社学生街选一处地方，但都未如愿，于是索性挑了这么个折中的地方，离两边都不远，也独树一帜。至于店名，现在人们大多以为临川的川指的是鸭川，其实不然。当年武井决定来京都时，曾央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赐名，田中起了三个。当时郭沫若正亡命东京，与田中相交甚笃。他偶然瞧见，认为其中“临川”之名最佳。一来王安石有《临川集》，二来京都岚山有临川寺，五山版中即有“临川寺版”，是故临川二字与出版业渊源甚深，用作书店名很是贴切。此番来历鲜有人知，店主也不刻意纠正客人们的误解，反觉临着鸭川之畔的巧合也是不错的解释。

每月一次或两次的旧书即卖会，得赶得早才有所得

说到田中庆太郎，原也是京都人，祖上是京都皇宫御用日文书店“田中屋”的主人。1899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次年，第一次到中国，游历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访书购书。1901年，田中初次来到古书店汇集的北京，更是大开眼界，由此确定经营汉籍书店的志向。同年，京都的文求堂书店移往东京，成为东京第一个，也是最有规模的中国典籍书画专门书店。1908年至1911年，田中庆太郎在北京购置房产，住在北京，一边进修有关汉籍书画的知识，一边致力搜求善本古籍运回日本。1923年东京大地震后，文求堂的古籍、书画毁于火厄。此后三四年间，文求堂从原来主要从北京输入珍本古籍改为主要从上海购入实用性、普及性的“白话文的教科书。以四书五经为主，兼及诸子类书”［5］。当时，文求堂是东京很多学者文人常聚的场所，颇似琉璃厂在北京文化界的地位。田中本人对古籍版本有相当的研究，与顾客们的交情也全是文人式的交游。郭沫若在东京时，也是文求堂的常客。田中从京都到东京，又反过来为京都输送了诸如汇文堂、临川书店这样的中国书籍专门店，也是很有意思的轮回。

如今，日本汉学研究的风气渐渐衰颓，当年盛极一时的京都学派也冷清不少。京都学派第四、五代学者回忆往事，说当年光东洋史研究室的学生就有七八十人，现在也就二十多人而已。比起经济、法学、医学等相对热门的专业，中国留学生也不算多。在中国文学历史领域，国内已有相当的研究水平，早已不是当初非要留学师法东洋西洋的时候了。因此京都此专业的圈子实在不算大，到了临川书店特卖会的日子，大家出来淘书，回头一问，常有“哦，某某书你买了啊，我也看到了”“某某书怎么被你买走了”等语。

前些日又赶上特卖会，仍是赶早去，未有特别的收获，只略买几种。或与专业有关，或自己感兴趣，绝非难得之版本，只是价格十分公道，列出来也不怕贻笑大方：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九朝律考》上下二册、东亚研究所昭和十五年（1940）版郑肇经《中国水利史》日译本、人文阁昭和十五年（1940）版朱谦之《支那音乐史》（《中国音乐文学史》日译本）、汲古书院1987年版堀敏一《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筑摩书房1978年版小岛祐马《古代中国研究》、大雅堂1943年版《支那民事习惯调查报告》上下二册译本（有译者签名）、书艺文化新社1983年版孙过庭《书谱》。

京都传统旧书店中，临川书店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家——不，早已不是单纯的旧书店。其出版社品质、效率之高，令人信赖、欣喜。八十年浮沉，见证京都书店界多少浮沉兴衰。文求堂、汇文堂虽已凋敝，临川书店的欣荣，亦可谓薪火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