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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特殊的夏季，一切都悬而未决。我们常常坐在佐默位于圣路易斯岛上的工作室中，他喜欢默默地坐在塞纳河畔，放眼望去是漂浮着大朵白云的蓝天，阳光照耀下的河水波光粼粼，还有桥梁和拖船。最后几周他不再开口说话，与他即将告别的一切相比，话语不再重要。而且他反正也不再想进行任何解释、表示什么遗憾或伤感。他的眼睛将不再能看到蓝天，他的呼吸将会停止，生命也将逝去，对此他只有一种对策：他那轻盈而几乎不带任何想法的喜悦心情，一种已经说不上是感谢的谢意，拭目以待日益逼近的死亡的那份镇定。他已然超越了死亡的门槛，在死神的利爪扼住他的咽喉之前，他就默默放弃了，没有痉挛和痛苦。

在对每况愈下进行比喻方面，佐默堪称是位大师。流亡者喜欢说的一个忧伤笑话是：一切都可能会更糟。人不光可能丧失他的财产，而且还可能在德国被关押起来；人不光可能会受到严刑拷打，而且还可能服劳役致死；人不光可能服劳役致死，而且还可能被交给党卫军医生用去做试验或活体解剖，慢刀致死。就算这么被折磨死了，也还有两种处理尸体的可能性：被焚烧或在万人坑中逐渐腐烂。

“我也可能会得肠癌，”佐默说，“外加喉癌。或是双目失明。”他微笑道：“可能性数不胜数！心脏，这种病死得最干净利索！蓝色！你看看这蓝色！这天空！一块老地毯的蓝色。”

我当时没明白他的意思，满脑子转的都是自己那些冤屈与复仇的念头。但他感动了我。只要是他体力允许，我们就坐在教堂和博物馆中。它们是流亡者常去的避难所，警察从不去那种地方。卢浮宫、装饰艺术博物馆、网球场博物馆[61]和巴黎圣母院变成了国际家园，它们既意味着安全和安慰，同时人们还能在那儿受到美育熏陶。教堂也一样，然而它们并不十分能体现上帝的公正，对此我们抱有很大怀疑，可艺术在那里却受到了维持。

那些在明亮的博物馆度过的夏日午后令人难忘，那里珍藏的印象派画作使人流连忘返！那感受就像是在非人道的风暴中觅到了一片宁静的绿洲。我们面对着寂静的画作，正在死去的佐默缄默地坐在我身旁，这些画作成为一扇扇窥探无穷的窗口。在人无恶不作的时代，这些画作就成了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佳作品。“或者我会在灭绝营被活活烧死，在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故乡。”过了一会儿佐默幸福地慢慢说道。

“拿着我的护照，”他接着说，“用它活下去。”

“你可以把它卖了。”我回答说。据我所知，流亡者中有个人什么证件都没有，他愿意出一千二百瑞士法郎买一本护照。这可是个天价，用这笔钱可以送佐默去住院。但他不愿意，他想死在圣路易斯岛上的工作室中，周围是地毯残片，闻着熟悉的松节油味道。他的医生古根海姆以前是位教授，现在做长袜生意，比这更好的医生他几乎找不到了。“拿着护照，”他说，“这是一线生机。把这个也拿上，这是死亡通行证。”他塞给我一个带链子的小金属盒，盒内用棉花包着一粒氰化钾。像其他流亡者一样，佐默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以备一旦落入盖世太保魔爪时用。他认为自己忍受不了严刑拷打，情愿速死。

他是在睡梦中死去的。他给我留下了自己的衣物、几幅石版画和他收集的地毯残片。我把这些东西全卖了，为的是给他凑丧葬费。我留下了装有氰化钾的盒子与护照，下葬时用的是我的名字。我也留了一小块吉奥狄斯地毯的残片，是一块带浅蓝色祈祷神龛的边饰，蓝得就像巴黎八月的蓝天，和我在西尔弗那儿找到的那块地毯一样蓝。那粒毒药我一直带在身边，直到我们来到埃利斯岛，我才把它扔进水中，以免惹来不必要的询问。拿着佐默的护照开始几周有些异样，就像一个死者在休假，后来就慢慢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