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旋花做朋友（第2/4页）

我一直没能甩掉怀孕时腰上那一圈赘肉。因为我本来长得就小。成年之后，我一直很难显得纤瘦。又或者我保留这多余的重量，是因为它是我仅剩的能提醒我想起宝宝的东西。我不知道。我能看出，啤酒厂的销售代表都在和纳比尔开我的玩笑。但我正从流产中恢复。我听到他们骂我，模仿我走路，我扬起下巴，故意蹒跚得更厉害。他们要笑的话，就应该学得更像一点。

我没有小孩，所以我把爱给了你。毕竟，大多数日子我都在观察你，你把啤酒罐放进我办公室窗户下的垃圾箱里。把我的爱给你，就像找到一个便利的容器，可以把我无用的东西倾倒进去，就像你在院子里找到一个垃圾桶，放你不想要的空罐子一样。从文具柜事件之后，你和我，我们就再没讲过话，尽管我能觉察到，有时你在我门口扫视一眼，看我还在不在啤酒厂工作，或许甚至还在食堂里寻找过我的身影。我发现自己在留心听你的声音，如果有人提起你的名字，我就会脸一热，脉搏加速。我还留着你的手帕，但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你，所以把我的爱给你感觉是个安全的选择。这让我温暖，给我快乐，但我不期盼更多。

是时候打包行李重新上路了。“你从来不消停，”父亲在我最后几次见他时说，“连喝一杯茶的时间都不留。”他的语气里没有愠怒，只有习惯性的泪眼蒙眬的疑惑。

我希望你在听，哈罗德。我希望你都听进去了。我在告解自己在你的悲剧中扮演的角色，但你必须了解，我尝试过从金斯布里奇离开，即使在最开始。而且这是在我坐进你的车，开始了解你之前。这是在我遇见戴维之前很久。

三月初，我去找纳比尔。我已经理清了成箱的乱账。我把它们做得井井有条，两个月内我就找到方法，帮他省了六百英镑。我完成的比答应他的还多。递上辞呈似乎合情合理。

生活中有些东西自有定律。纳比尔就是其中之一。田旋花是另一个例子。一个夏天，它就能长遍我的整个海上花园。它把自己缠在我的辛金斯夫人石竹花的嫩茎上，把它们鲜活的汁液勒出来。我成捧成捧地把它拔出来，但几天之后它又卷土重来。只要你在地里留下一小株田旋花，它就会自己再长出来，有叶有根，什么都有。

于是我对田旋花说，你想留在我的花园里，但我不想要你。我没办法把你挖干净。如果我给你下药，也有可能会毒死我想留下的植物。我们之间的问题不会自行解决，必须要做出改变。

在每一株田旋花的花茎旁，我都插了一根赤褐豆的小枝。大概总共二十枝。田旋花攀在这些支撑上疯长，开出淡紫白纹的喇叭状花朵来报答我。我不会说自己喜爱田旋花。我当然不能信任它。一旦我不提供新枝，它就会爬满我的石竹。但有时你得尊重事实，那就是，尽管你不想要田旋花，它还是存在，你们最好融洽相处。和纳比尔也是一样。

当我告诉他我要离开啤酒厂时，他非常沉默。然后他突然一声尖叫。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可以如此迅速地从镇定自若跳到歇斯底里，中间渐进的环节都省掉了。

“你想走是什么意思？”他拿拳头砸办公桌，他的穆拉诺玻璃小丑抖得像受惊的小女孩。

“我要去旅行。”我说。

“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他说。

我说我三十九岁了，但还能买得起一张巴士车票。

纳比尔把他的手指塞进牙齿里，啃掉了三个可怜的指甲尖。“你有一份好工作。工资优厚。你到底有什么毛病？”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就因为你读过牛津，就觉得我们都不够优秀？”

最后一句话开始是个陈述句，但半途中产生了认同危机，变成了一句疑问。我从来没有提过半个字说他不够优秀。显然害怕自己不够优秀的人是纳比尔自己。但比起和自己阴暗的内心对峙，和另一个人争吵要更容易些，尤其是对着自己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