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王亶望之能事（第4/8页）

按照甘肃省惯例，捐监收取的监粮不限于谷物，还可以为大豆和麦子。但即使收捐的范围由肃州、安西二州扩大到全省后，报捐的人数依然不多。这倒是在王亶望的意料之中。他又去总督府找勒尔谨，以甘肃贫瘠、买粮困难为由，要求改本色捐粮为折色捐银，即由捐粮四十石改为捐白银五十五两。勒尔谨之前曾经得到乾隆皇帝的警告，一旦发现有“滥收折色”的问题，要唯他是问。一听说王亶望要折色捐银，立即大惊失色，坚决不肯同意。但王亶望坚持认为改收本色为折色后，一定能使报捐的人数大为增加，且折色与本色是殊途同归，捐银最终还是要用来买粮归仓。

勒尔谨虽为总督，官品在王亶望之上，但毕竟不是王亶望的顶头上司。且一省财政、民政向来由布政使主持，总督无权插手，王亶望更是为皇帝钦派来全权主持捐监一事。勒尔谨虽然十分不情愿，但在王亶望表示愿意一力承担全部后果的保证下，最后也只能同意按照王亶望的意思来办。

很快，王亶望将自己的亲信蒋全迪奏调首府兰州任知府，专门承办捐监事务。按照清朝制度，每名监生捐监时除了要缴纳规定的粮食外，还需缴四两公仓费银（简称公费银，即贮粮耗仓之费用），其中二两上缴户部，剩下二两作为各衙门书吏公费所需，分支时，每人大概能分到二钱至五钱不等。而王亶望一上任，又在四两公费银外加收一两杂费银，归为首府衙钱，实际上是他早打算在捐监上贪污作弊，因此有意让衙门中分钱时多一两银子，以多分肥的好处来取悦众人，塞住官吏之口，为其日后的贪污打下基础。

这样，甘肃省各州县按照王亶望的指示开始折色收银充抵监粮，收捐的银两也没有用来买粮归仓，但各地申报的仓廒数目却在不断增加。以王亶望之精明，当然明白这是地方官员在借添建仓廒为名贪污，却也不加理会。

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王亶望还对朝廷重臣于敏中等人大肆行贿。当时上下交结、官官相护是官场的风气，加上于敏中素有贪名，一向广收地方官员贿赂，多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当然也来者不拒。也正是从这个时候，王亶望与于敏中结成了一种稳固的联盟。凡朝中有任何风吹草动，于敏中都及时派人向王亶望通风报信，这点成了后来王亶望久贪不败、屡次化险为夷的关键。

巧的是，就在当年七月，宫廷太监高云从泄露乾隆皇帝在首府记载上机密批示事发，乾隆皇帝震怒，下令将高云从交刑部严办。高云从供认是应于敏中所求，才打探首府记载批示一事。之前，高云从家人因强买土地吃了官司，是于敏中出面，找舜天府尹蒋赐启疏通，高家才打赢了官司，因而当于敏中来找高云从时，高云从处于报恩的目的答应了。乾隆皇帝立即召来于敏中询问，于敏中不得不自责认罪。部议决定，革除于敏中所任职务。但乾隆皇帝依旧恩宠不衰，亲下诏书从宽处理，于敏中继续留任原职，成为乾隆一朝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时间最长的汉人官员。而高云从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因泄露宫中机密被砍了头。

自古以来，皇帝最忌外臣交结内廷，于敏中这件事也不是对乾隆全无触动。试想想看，于敏中身为军机大臣，在外朝深孚众望，现在竟然连眼线都伸到了内宫，岂不是一种有力的威胁？乾隆皇帝认为该是加强对军机处控制的时候了，不然将来难免尾大不掉，他开始着意物色新的心腹人选。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年轻的和珅进入了他的视线，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

当年十月，王亶望上任半年后，上奏说甘肃安西州、肃州及内外各属六个月内捐监生员一万九千零一十七名，收监粮八十二万七千五百余石。因为数目太大，乾隆皇帝接到奏报后当即起了疑心，特意下了一道谕旨，一方面表扬王亶望办事认真，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所谓的“四不可解”：第一，甘肃百姓贫穷窘困，怎么会有多达二万人捐监？如果是外省商民到甘肃报捐，京城现有捐监之例，众人为什么会舍近而求远呢？第二，甘肃省素称土地贫瘠，本地粮产尚不够百姓食用，又怎么会有这么多余粮供人采买呢？如果说是商贾从别省搬运到甘肃捐监，也不合常理，因为加上运费，花费巨大，商人怎肯为此重费捐纳呢？第三，现在半年收捐监粮八十余万石，一年则应有一百六十余万石，如此下去，年复一年，粮食越来越多，不免因时间长久而变质，将来如何食用？第四，每年开春时出借种子口粮需费甚多，如不开捐，则不得不采买，岁需价银一百余万两，但是，此谷毕竟系购自民间，与其敛余粮归之于官仓，再出借给百姓，何不多留米谷于民间，任其自行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