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相信有几个处于弱智低能状态的人到大英博物馆来看书。有人告诉我,其中有几个是被他们的朋友送到那里去打发时光的。

——卡莱尔

“原来,”亚当啃着一只苏格兰式煮蛋(1)说,“这些人是从中国来的某个文化代表团什么的;他们提出能否瞻仰一下卡尔·马克思的桌子——就是他在为《资本论》搜集资料时用过的那张。你知道吗,凯末尔,你给我留的座位是卡尔·马克思用过的?”

凯末尔正把脸埋在一品脱大的啤酒杯里痛饮,他想摇头,结果把几滴啤酒溅到了裤子上。

“我倒怕它会烫焦你这个诚笃天主教徒的屁股呢。”庞德说。

“启发你思考,不是吗?”亚当陷入沉思,“所有让这些座位焕发光辉的名臀:马克思、罗斯金、卡莱尔……”

“科林·威尔逊(2)。”庞德补充说。

“谁?”亚当问。

“你的老前辈,伙计,”凯末尔说,“博物馆的黄金时代啊,那时大家都在写有关人类境遇的书,出版商们为了那些作品在书桌下你争我夺。”

“你会感觉只需坐在其中任何一张桌子前,”亚当接着说,“智慧就会顺着你的脊髓向上流淌。可从我体内智慧只会倾泻一空。就看今天好了,已经是午餐时分,可我啥事也没做。”

他们正在博物馆的小餐馆里,亚当、凯末尔和庞德。庞德是英语学校的全职老师,凯末尔就在那里教几节夜校的课。学校的创办人是个无赖,庞德被剥削得很厉害,可是亚当和凯末尔很难同情他,因为他钱赚得太多了。他和他的漂亮妻子萨莉,拥有一辆微型轿车,在诺伍德有一套装有中央供暖系统的半独立式房子,里面放着一张带四根床柱、铺粉红色缎子的卧床。庞德通常每星期抽一天与亚当和凯末尔一起吃午餐,或做点别的,以此来消除自己的仇外情愫,因为据他自己说,这既是他从事的职业造成的,也是一种职业犯罪。按照凯末尔的说法,他在工作时,外国学生都把他当成友爱的化身。

“那是因为卡尔·马克思是个犹太人,”他这才对亚当刚才的怨言做出回应,“你要做的就是换个位子。”

“对啊,”凯末尔说,“去找找切斯特顿用过的座位。或者贝洛克。”

“或者埃格伯特·梅利玛许。”亚当说。

“谁?”

“谁?”

“你们的老前辈,博物馆的黄金时代,那时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十字架。问题是,”他接着说,“梅利玛许很可能选了一个不带软垫的座椅,就是为了自虐。”

“那么那些中国人怎么样?”凯末尔问,“你跟他们说了些什么?”

“嗯,我只是鼓足勇气走到他们面前,说了……说了……嗯,说了两句,我也不知道,大概是,这是我的座位,要么是,你们把我的书弄哪儿了,这时管理员走过来解释了一通,说是一直在找我,可我去给芭芭拉打电话了。”

“他总是在给妻子打电话。”凯末尔向庞德解释。

“噢,挺好;我偶尔也想给萨莉打电话。”庞德说。

“啊,那只是溺爱妻子。爱坡比患有神经官能症。”

“我不是神经病,”亚当说,“今天早上,我自己也曾这么怀疑过,不过后来否定了。当然,我必须承认,那些中国人着实让我担忧了好一会儿。”

“中国佬,”庞德说,“尽管大胆使用带有历史偏见的英文好了。”

“我得说,不管是谁拿走你的书,真够胆大妄为的。”

“哦,我明白他们的用意。就像扫墓之类的事情。”

庞德打了个激灵,凡是有人提到死亡,他总是这种反应,接着大口喝了些啤酒。

“管理员具体跟你说了些什么?”凯末尔问,“我想知道他确切的原话。他是说,‘我希望您别介意,有三位中国先生正在看您的桌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