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3/4页)

奥斯丁还让书中那些热衷于支配青年男女的命运的闲得发慌的老爷太太一一在读者面前亮相。例如那“一心只想成全天下人男婚女嫁”的富孀詹宁斯太太深信上校深深地爱上了玛丽安时,认为“这倒是一桩美满姻缘,因为他有钱而她长得俊”。两姐妹的哥哥约翰曾误以为上校对埃莉诺钟情,竟开导她说:“也许因为你财产少使他畏缩不前……但是只要稍微献献殷勤,鼓励鼓励,你就能抓住他……这是姑娘们很容易办到的呀。”他看到玛丽安害了病,姿色差了,便说:“我说不准玛丽安现在能否嫁上一个年收入在五六百镑以上的男人。”这些人满脑子的唯利主义的价值观和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庸俗观点就暴露无遗了。

但是,对那个道德败坏的花花公子威洛比,作者却并没有加以丑化。他第一次出场时,正当玛丽安在别墅附近爬山不慎失足扭伤了脚,他打猎路过,便把她抱起送回别墅。他的容貌和风度立刻征服了她们母女。此后他每次出现,作者总是通过别人的眼光,对他赞美。奥斯丁没有正面描写他犯下的罪行的经过,而是通过上校首先讲出来的,最后还让他本人来表白一番,说他后悔莫及,对玛丽安从未变过心。这一番话竟然博得了埃莉诺的同情,心想“这个人外表和才能样样出众……却因过早的独立生活而养成懒散、放荡和奢侈的习惯,他的心灵、品格和幸福都受到了无可挽救的伤害”。这样看来,作者分明把威洛比也当作那个制度的受害者来看待,并把爱德华跟他作对比。两人都依赖富孀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为了继承财产不得不听命于她们,但爱德华始终为人正直,富有原则性,在个人幸福问题上终于违反母命,而威洛比则屈服于环境所加的几乎毁灭性的影响,为了金钱牺牲了对玛丽安的爱情,和莫顿小姐结婚,后来悔恨已来不及了。在本书中,奥斯丁强调了这一点:对当时的男男女女来说,制度比他们个人和别人是更大的敌人,人人都是这制度的牺牲品或潜在的牺牲品。


作者的外甥詹·爱·奥斯丁—利在他的《简·奥斯丁回忆录》中写道:“在简·奥斯丁笔下那些最可人心意的人物的迷人之处,简直没有一个不是她本人那可爱的气质和热情的心胸的真实反映。”[3]埃莉诺·达什伍德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完全体现作者的理想。因此,本书理所当然地主要从埃莉诺的视角来叙述。但是,随着近年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勃兴,不但有些作家用女权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创作,评论家们也试图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寻找这种思想的表现。在英国文学中,他们特别热衷于以勃朗特姐妹、奥斯丁等著名女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在本书中,他们特别赞美玛丽安,因为她敢说敢为,是个不遵守传统规范的大胆女子,敢于反对伪善的社会习俗。例如,当她的表亲约翰·米德尔顿爵士说她在挑逗威洛比时,玛丽安毫不留情地说:“你这种说法我特别讨厌。什么庸俗的话都当做俏皮话来说,真恨死人,什么挑逗男人呀,征服男人呀,尤其不堪入耳。”当她那势利的嫂嫂范妮说埃莉诺在小屏风上画的画“有点莫顿小姐的绘画风格”时,玛丽安断然不顾莫顿小姐的贵族身分,激动地说:“这种夸奖真新鲜!莫顿小姐关我们什么事?……谁管她画得好坏?我们考虑的和说的,是埃莉诺。”所以,相形之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埃莉诺所选择的做法显得倾向于更好地维护那既定的社会秩序,旨在如何好歹在其中生存下去,而玛丽安的言行倒能有时对这秩序造成威胁,因而是更可取的。[4]


今天,奥斯丁所有的精雕细琢的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各种各样的原文版本及其他语言的译本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许许多多论文和专著对她和她的作品的各个方面作出了细致的研究。这说明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能永葆青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