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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安东身后回到了策划室。白天早些时候，我在那里见到过贾斯帕。我很快就观察到里面的布置稍微改变了一些。中央讲台上放着一块供发言者使用的白色书写板及一个黑板架。桌子四周原来只放着八把椅子，现在增加到了十把。砖砌壁炉上放着一个邮局大钟，旁边还贴着“禁止吸烟”的法语警示。贾斯帕已经洗漱并刮过脸，在通往屋子的门旁，显得很不起眼，本尼寸步不离。

我扫视了桌子一眼。无名会议怎么能放上与会者的名牌呢？穆旺加扎的名牌上写着“资深人士”，放在桌子本地方一侧的中央，即“首席”。在他两侧分别是他的忠实助手“秘书先生”与忠诚度较低的“顾问先生”，后者昵称“塔比”，麦克西不信任他，塔比告诉他现在几点他也不会相信。这三人位置的对面、落地长窗的后面则是“三人组”的位置，名牌上只写着“先生”及其各自姓名的首字母：D指迪德纳，F指弗兰科，H指布卡武老大奥雷诺·阿穆尔-若欧斯，人们更常称之为“哈贾”。由于弗兰科年纪最大，他被安排坐在中间的那个位置上，正对着穆旺加扎。

由于这张椭圆桌子的两边都已经有人坐了，我们的人只能分坐在两端。桌子一端放着一个写着“上校先生”的名牌，我猜那就是麦克西的位置，在它旁边放着“菲利佩先生”的名牌，而我和贾斯帕被安排坐在桌子另一端。我下意识地注意到，贾斯帕被尊称为“公证员先生”，而我却只被简单地称做“口译员”。

菲利普的座位前放着一个黄铜手摇铃。直到现在，它仍然在我的记忆中鸣响。这个手摇铃有一个黑色的木柄。圣心避难所学校有个大钟，把我们这些学生的日常生活挤压得毫无空闲，这个手摇铃简直就是那个大钟的缩微复制品。在学校，大钟将我们从床上拖下来，告诉我们何时要祈祷、何时要吃饭、何时要去厕所、何时要去体育馆、何时要去教室、何时要去足球场、何时要再次祈祷、何时要回床睡觉、何时要与自己心中的魔鬼角力。安东竭力向我解释说，这个手摇铃将使我变得像真人版悠悠球一样，在锅炉房与策划室之间急匆匆地上来下去。“他要宣布休会时就会摇响这个铃，当他觉得寂寞，要你们回到桌前继续开会时，就会再摇响它。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休息不了，不是吗，先生？”他向我眨了眨眼，补充道，“我们都得待在楼下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地方，静守斯拜德的监听网络。”

我也向他眨了眨眼，对他的同志情谊表示感谢。一辆吉普车驶进院子，停了下来。安东像精灵一般迅速穿过落地长窗，离开了策划室。又一架飞机低飞着掠过我头顶的天空，但我还是没看清楚。又过去了若干分钟。在此期间，我的视线似乎有了自我意识，不再看着策划室，而是暂时凝视着落地长窗外地面上的壮观景致。我看见一个相貌完美的白人绅士从草坡与天际相交处走来，在观景台上驻足休息。他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身穿浅黄褐色长裤、粉红色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领带，最外面穿着一件近卫团军官们划船时穿的那款海军蓝贴身套衫。他站在两根柱子之间，对着来路微笑着，那架势就像英国以前的埃及学者。即使到了今时今日，我也得承认，第一眼瞥见这名男子，我就意识到，我的人生旅程中新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此从不怀疑，我当时偷偷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菲利普（或菲利佩），我们的自由职业者、非洲问题顾问、此次会议的组织者、穆旺加扎及其他与会代表的亲密朋友。再次用麦克西的话来说，他是“此次行动的头儿”。菲利普法语与林加拉语讲得十分流利，但斯瓦希里语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