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走过疲惫的巴勒斯坦（第3/10页）

“那在这儿也生活了好几百年的巴勒斯坦人怎么办？”

老人瞪我一眼，很决断的说：“没有巴勒斯坦人这个东西。巴勒斯坦是我们的。他们是阿拉伯人！”

“好，随你怎么说，你说这些阿拉伯人该到哪里去？”

“世界上有20来个阿拉伯人的国家，他们都是兄弟，让他们去约旦、去叙利亚、去伊拉克、哪里都可以，就是得把这块地给我们留下来。我们是犹太人，世界上只有一个犹太国家，就是以色列，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可是你不让出你占领的土地——”

“没有占领这回事——”老人愤愤打断我，“没有占领，那些地方是神给我们的地方。”

“好好好，”我挥挥手，“你宁可继续活在战斗和恐怖手段的阴影下？你的下一代也是？”

“对，”他脸向着天，肃穆的说，“我当过兵，知道怎么用枪。必要的时候我不会吝惜一颗子弹。我的下一代也一样。”

随着甜美的音乐，顺着嘻笑的人群，经过一个帐篷，一个年轻人身上背着一管长枪。

“你背这枪干嘛？”

“杀阿拉伯人，”年轻人轻快的说，“因为他们要杀我们。”

钻出帐篷，差点撞上一个大牌，大牌上画着阿拉法特和拉宾握手的卡通像；两个人的手掌都淌着鲜红的血——“拉宾是张伯伦、阿拉法特是希特勒！”

什么角落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路透社的机器滴滴哒哒打出此刻发生的事情：迦萨走廊36岁的穆罕莫德·夏马，一个活跃的阿拉法特支持者，在庆祝和约聚会回家的路上，被杀手用机关枪射杀，当场死亡。

大约就在我和老人谈话的同一时刻。

9月22日上午10点，国会大厦

拉宾和阿拉法特握手的镜头使全世界屏息注视。这两个人的握手究竟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以色列国会马拉松式的三天辩论，人们说是立国以来最重要或是最危险的一刻，原因在哪里？把以色列今天面对的情况，用中国人的理解来看，以色列国会议员面对生死关头的决定，表现算相当收敛而理性。

今天是辩论第三天早上，原来已经开溜的议员——有一度会议席上只剩下七个人和记者，又纷纷涌回来，等待最后的时刻。最后上台的是外交部长佩雷斯，也是以巴协定的幕后主脑，他采取了和拉宾截然不同的策略，演说时慷慨激昂，而且毫不留情的指着前任总理夏米尔（属保守的联合党）的鼻子，指责后者言行不一致，因为夏米尔执政时曾经和巴解组织代表见面，并不曾抗议巴解代表自称“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辩论中许多感情冲动的互骂也使一个中国人觉得熟悉。以色列人常年来拒绝承认巴勒斯坦问题的存在，在“汉贼不两立”的坚持上与过去的台湾颇为相似。大辩论中从右派角落不断传出“卖国”的叫骂，和在台湾流行的“台奸”、“出卖台湾”的意识形态基础差别也不太大。

此外，四百多万人口的以色列觉得自己被大于自己两百倍人口的阿拉伯世界所包围，那种强烈的危机感，也容易令人联想起台湾和大陆的紧张。在许多右派议员的观念中、将耶利哥和迦萨走廊还给阿拉法特，等于给弱小的以色列定下了任人宰割的死刑。有一天，耶路撤冷将被吞掉，以色列人将被阿拉伯人赶入大海。

在激动的叫骂抗议声中，佩雷斯结束演讲。骂声很大，但是没有人敲桌子、丢椅子，没有人冲上讲台，没有人讲脏话。有的只是面红耳赤、比手划脚、大声嚷嚷。

这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投票结果公布了：61票赞同，8票弃权，50票反对。执政党可以松一口气，虽然只是区区61票（其中还有5票来自阿拉伯裔议员，也就是说，投赞成票的犹太人只有5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