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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海里泡了一整天，孩子们都累得筋疲力尽，早早地上床睡觉了。露台几乎已经一片漆黑，镇上传来夏日夜晚那欢快而热烈的喧嚣。巍峨的教堂灯火通明，像一个打扮光鲜的剧院，誓要夺回白日里被大海占据的绝对主角地位，并将拥挤在它周围的房子都置于其粉饰的羽翼之下。而此刻的海是温顺的，像一个黑暗而沉默的水潭，安静地反射着月亮清冷的白光和镇上路灯的晕黄。达米安和我，就像两个生病的孩子贪婪地享用母亲准备的甜饮料一样，抽着艾丽莎为我们卷的大烟。我看到他们俩在露台的另一侧窃窃私语，她往前蜷缩着身体，跟他说话却没有看着他，而他一边听着，一边微笑地望向地平线。基连和索菲亚在喝酒——我从未见过基连抽大麻，奥斯卡也没有——他试图说服她帮忙去后花园除草。达米安的几个朋友也来了，我在一些晚宴和社会活动上也见过。在酒精和大麻的作用下，在对奥斯卡和桑迪的失望和诅咒中（我跟桑迪约了明天见面），我用仅存的一点残忍的清醒观察着他们：男人们都彬彬有礼，稍显正式，文化和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幽默感是他们应对这个世界的保护层，同时也用于掩饰令人不快或不优雅的外表——虽然相貌平平，却不妨碍他们尖锐而无情地对女性的美评头论足。某种深情而宽容的绅士风度，以及利落得体的着装弥补了良好教育的欠缺，仿佛他们的母亲还在帮他们挑选并熨烫衣服。这两位男士都是作家，他们的武器就是聪明、幽默感以及善于探测别人痛苦的锐利而准确的眼光；女士们则漂亮精致、聪明、谨慎、持重。她们话很少，嗓音甜美，带着可疑的亲切，同时偷偷地四处张望。他们带来了一把吉他。小胡安，最矮的那个，也是最有趣最忧郁的那个，开始自弹自唱，女孩们都跟着他一起唱。一首接一首的南美情歌，迷人而狂热。我想，也许其中有一首是你当年去那位先生的小酒吧里最爱听的歌。当听到第一首自己会唱的朗切拉5的前奏响起，索菲亚就大声地唱了起来，跟基连一起跳起了舞。达米安的另一个朋友佩德罗走到我身边，表现得跟往常一样殷勤而亲热。他跟我聊起了前一阵在纽约度过的那段时间，聊到他跟不同的女人生的孩子，分散在世界各地，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阿姆斯特丹，提到在他们身上花的钱。我们一起吃过几次饭，每次他都大张旗鼓地抢着买单——也许有点过于夸张了。

“你怎么样？”他问我。

“糟透了。很累。想我母亲。”我想也许应该说谎，应该告诉他一切都在掌控之内。事实是一扇我越来越少打开的门，而谎言铸就了密不透风的高墙，礼貌和稍纵即逝的微笑像一层帷幔保护着我，可是今天我没有力气，也没有心情竖起这道墙。“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我补充说，等待着他以人们谈论起死亡时惯常的沉默回答我。我又吸了一口大麻。我看到达米安在露台的另一端，仿佛我的镜中影：他也慢慢地抽着大麻，眼睛红红的，闪着光芒，与我的目光长久交错，仿佛我们正试图透过一面被烟雾模煳的镜子认出对方。我对他微笑。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玩伴，狂热而勇敢，我想艾丽莎除了当他的母亲，跟他上床以外，还得保护他不受他自己的伤害。

“可是，你看，布兰卡，你很清楚不是这样的。”佩德罗打断了我的思路，打断了意外将我和达米安联系在一起的那种醉醺醺懒洋洋的交流。“你不像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他有点突兀地说，睁大了那双像猴子一样机灵的眼睛，好像突然发现自己谈话的对象一直被高估了。

“我是想说，我最爱的人几乎都去世了，我失去了很多童年和青春时期的地方。”我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