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荒唐的出现绝非偶然（第4/4页）

这些想法可能都是好的、有伟大价值的，但是，假设的完美毕竟不等于现实的完美，应许的光明也不等于获得的光明。理想的崇高并不等于已经摆脱了昨天的一切阴影，也不等于一定就没有新的阴影。即使日丹诺夫确实是一个党性坚强、才华出众、意志如钢、自以为洞察一切文艺问题的超人，他同样也具有一切凡人所不可能没有的弱点与缺点。他是太自以为是了，他东杀西砍，在苏联文艺界如入无人之境；他高高在上，根本不懂得尊重文艺家与文艺规律；他一切从政治出发，反而忽视了文艺自身；他自我陶醉，把设计的美妙当作现实的美妙来要求作家描写。他的逻辑是：我们的目标这样伟大，我们的理论这样辉煌，我们的精神这样崇高，我们的事业这样壮丽，你们这些狗作家怎么不去好好地、乖乖地去表现我们的伟大、辉煌、壮丽、崇高呢？你们怎么不去五体投地地歌功颂德呢？你们怎么偏偏去写什么讽刺或者爱情呢？你们怎么对旧世界还有怀念情绪呢？你们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已经是无比的美好，你们就是站在了国际资本主义一边，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崇高，你们就是卑微、渺小、腐烂、恶臭的蛆虫……不狠狠地批、狠狠地整，不消灭你们还行？

这样的逻辑我们能够忘记吗？

总之，时过境迁，历史已经得出了结论，日丹诺夫不论主观上怎么样自吹自擂、自高自大，他带来的是苏联文学的空前浩劫，是扼杀文艺生机与苏联各族人民生机的空前灾难。从最伟大美好的愿望出发，走到了无颜面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学的泥坑里。这样一段历史，怎么可能不让人叹息？这样的历史借鉴，怎么能让人等闲视之？

附注：本文的全部资料系王燎同志提供。这些资料是他翻译或经他校改的现成译文。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与《在联共中央召开的音乐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选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为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