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与朱天文：文字与影像(14)
不过我的摄影师也指出，将数字摄影转为电影也很贵。拍摄的时候可能可以省钱，后期制作过程中花费却可能加倍。因为数字仍然是相对实验性的，我们不想冒那么大的风险。时机还不成熟。假使我们照一开始的想法采用数字摄影，有可能六部作品都拍完，但还是达不到原定计划，因为还要把投资人考虑进来。即使我们想拍真实故事，也不能完全用非职业演员，还是要选角，还是要知名度高的演员。现在既然要选角，就会出现时间差。所以很难。如果第一部成功，也许后面几部可就以尝试新的方式，要是一切都行得通，接下来就可以用十年时间来拍摄台北的故事，这个概念甚至可以推展到其他城市，像是香港、上海和东京。
●──您的电影高度诗意且具描绘性，有着沉思冥想一般的风格。除了沈从文，是否有其他的作家影响了您的视觉风格？
侯：早年我读了很多武侠小说。通常我喜欢的作者我就会上上下下把他的作品全部找出来看。后来发现金庸[19]是集大成也是最好的。我也看很多其他的类型小说，像是老的言情小说，一路下来。不过有足够力量能够深刻地抓住我的不多。除了刚刚谈到的沈从文，还有汪曾祺的一些短篇小说也很感动我。
除了中文的小说，我也读了很多欧洲和日本的作品。因为每个国家的地理、社会和政治环境都不一样，每个伟大作家都有自己的特殊视角。现在我觉得欧洲的文学作品很令人惊讶。
●──您谈及武侠小说对您早年的影响。因为近来《卧虎藏龙》的成功，似乎出现了对武侠小说和电影的新兴趣，像徐克的《蜀山传》、张艺谋的《英雄》，似乎每个人都投身这个浪潮。您有计划拍摄武侠或武术电影吗？
朱：实际上，我们有！我不懂他以前为什么不拍武侠电影，因为他看得非常多。
侯：就跟拍摄《海上花》背后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从没尝试拍武侠电影是因为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和限制。电影的拍摄技术和我想象中的武侠世界落差太大了。我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觉得我已经超越它了。对我来说真正的困难还是寻找一个角度，我总觉得我想要的是更新、更有现代感的方式。虽然现在我们计划拍一部武侠电影，但不打算改编当代的作品（例如金庸），而会拍更早以前的，其实更为前卫的作品。
朱：我们想改编《唐人小说》聂隐娘的故事。
侯：我觉得唐朝人其实更前卫，不为传统所限，可以逃脱儒家的道德规范。视野其实更大更具现代感。
朱：从我认识侯孝贤的时候他就总是在谈武侠小说，特别和他的童年以及你们刚刚谈到的“帮派文化”有关。那是因为他小时候就特别受到“侠义”这个观念的影响，或是我们常说的“义气”。如果我们要拍一部武侠电影，侯孝贤一定会从侠义的角度来拍。不过聂隐娘这个女刺客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她跟我们熟悉的传统武侠小说的角色都不一样。她的故事并不那么环绕着忠诚或是侠义的概念，她其实是很现代的一个女性。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们某些早期电影像是《南国再见，南国》就是在描绘现代的“侠”？
侯：（笑）我想你是可以说，这些角色确实是现代意义的游侠。不过我拍愈多电影，这个概念变得愈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其中一个意义就是我得以保留一种纯然的侠的角色，如果你留在“中心”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台湾经过剧烈的改变，今天的主流全都是关于权力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有兴趣刻画边缘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