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与朱天文:文字与影像(10)

侯:对,欧洲和美国的小说版图也被全球化所改变。此外,许多移民及其后裔所面对的文化冲突的问题,提高了他们的敏感度,启发他们以一种新鲜的角度,提出很多原创的形式。电影基本上也是这样。

●──纵使香港、内地等地出产的华语片在美国市场前景看好,台湾电影毕竟还是相对少并且弱势。是发行出了问题吗?如果不是,台湾电影在海外的发行状况如何?

侯:与内地、香港等地的电影相较,台湾算是比较特殊。第一,它的产量不多,尤其这几年,影片越来越少。其次,台湾电影跟主流电影市场是区隔开来的,电影只是人们生活的一小部分。一般人并不会特别注意台湾电影,所以我们的观众很少。大部分人的调性还是跟好莱坞主流电影较接近。

朱:大部分的人看电影只是为了娱乐和放松。

侯:对,即使是喜剧、娱乐片,香港和大陆的电影还是比较丰富,提供更多选择。香港影业那么蓬勃,台湾资金占很大一部分。台湾太小,投资者不愿意投资,没有资金支持,电影工业就很难健全,类型和制作数量都很有限。台湾电影的空间是差不多从二十年前台湾新电影时期开发出来,一直延续到现在。我的感觉是台湾电影会有下一波的机会出现,在台湾,喜欢电影、从事电影的人还是很多,其中一部分人会向主流靠近。不过不是那么快,要等它爆发出来,我感觉还需要一段时间。

●──您1989年的作品《悲情城市》被某些电影评论视为有史以来最有力量的作品。由于它是第一部直接面对二二八事件的电影,一上映便相当轰动,堪称台湾电影的里程碑,同时震动了台湾社会。随着电影带出的历史、社会、政治意涵,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是什么启发了您拍出《悲情城市》?

侯:台湾新电影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拍自己的成长背景、台湾经验。这部分主题表现在电影上,比小说晚了十年。《悲情城市》所谈论的二二八事件,在台湾一直是个禁忌,所以更晚,1989年,整整晚了十年。随着蒋经国(1910—1988)去世,解除戒严,时代变了。空间打开了,用电影讨论这个主题成为可能。即使在解严之前,我也听说很多过去的故事、看了很多跟政治相关的小说,比如说陈映真[16]。这引发了我去找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资料的兴趣。这是个时机,我本来不是想拍二二八,而想拍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下一代人的生活,他们活在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之下。后来正好解严,我感觉这时来拍《悲情城市》是一个时机。

●──严格来说,您并未专注于事件本身,而是描绘出1945到1949年间的历史空间,台湾就像身处夹缝中,介于日本统治力量的退出和国民政府的接收之间。

朱:这五年间整个社会环境有着剧烈变动,就像社会原先达成一个平衡,一夕之间重心不稳全部翻倒了。这是我们真正感兴趣之处:人们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如何挣扎着恢复平衡。

●──“城市”指的是事件首先发生的台北吗?还是拍摄地九份?

侯:都不是,“悲情城市”其实是讲台湾的意思。这原本是一首闽南语老歌(《悲情的城市》),也是另外一部闽南语片的片名,叫做《悲情城市》[17]。不过它跟政治完全没关系,是一部讲爱情的片子。

●──电影上映时,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与争议。您拍这部片子时是否曾预期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侯:拍的时候不会去想这个(笑)。

朱:我们想的全部都是实际上的困难。这部电影从演员到场景,几乎全都出问题……

侯:第一,找到当时场景就是一大挑战,很多场景都没有了。台北是事件首先发生之处,经过这么长的都市变迁,怎么可能重回1947年二二八事件当时的台北市?现在整个变了。我们得到中国内地去拍部分外景,像拍基隆港时就是这样。台湾已经发展得跟当时完全不同。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复杂。可是我们的角度非常清楚。二二八事件有其历史成因,很难在电影里面描述清楚。发生的原因在许多史料、研究中早有定论,我们何必再重复?所以我只是把它当做背景,在电影中重建当时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