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与朱天文:文字与影像(8)

沈从文的书以前在台湾算禁书。我看了他的自传之后,感觉他的视角很有趣。他虽然描绘的是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成长,但他是以一种非常冷静、远距离的角度在观看。

朱:他像是自天俯视。整个叙事像是抽离的、鸟瞰的方式。他描述行刑的段落看完之后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算他描画再残酷的场景,他的语言一直抱持一种冷静而疏离,就好比在书写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像一家人一起吃晚饭。

朱:对,整个视角非常高。侯孝贤本来不知道怎么拍《风柜来的人》,读了沈从文之后一切突然清楚了起来。

侯:讨论这部电影时,我们一直在寻找观点和视角。我自己读的虽然不少,朱天文、她妹妹、父亲涉猎得更多,所以能够从内容上提出新的角度。

就像前一阵子,我拍一支汽车广告。他们的要求是想给观众看一部锯开来的车子。他们把一部车子切开,就像切西瓜一样,切开给你看。切开车子当然可以,但是那个“说法”到底是什么?跟朱天文前一阵子正好聊到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其中有一篇卡尔维诺问道,小说的深度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深度是隐藏的,深度藏在文字的表面,藏在结构和文字的描述中。所以我就把他的观点用在广告里了(笑)。

朱:这句话为广告提供了一个构想,甚至成为广告词:“深度在哪里?深度是隐藏的。隐藏在哪里?就隐藏在表面。”他把车子切开,就用了这样的观点。

侯:其实电影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内容想变成形式,要有一个看法和观点。就像以哲学观点看待生活的种种形式和风格。

朱:这好像是我们在讨论剧本里头花最多时间的部分。看了什么、读了什么、生活里的事……

侯:我们什么都谈,认识的人、台湾的政治现状……最后,其中有些什么抓住你,我们也紧紧把握住它。你得到的感觉、角度也是一样,最后再具体地表现出来。

朱:这都是从沈从文来的。

●──是如何决定要改编《海上花》的呢?

侯:以前我看很多张爱玲的小说,不过没有读过她的《海上花》。读了之后发现它非常有趣。虽然人物复杂,内容那么细节,但我很着迷,就临时决定拍《海上花》。

●──《海上花》逸出了您前此作品所划出的几条轨道:首先,这部电影不同于以往您的电影强烈地关切台湾的议题,而根本与之无涉。其次,《海上花》所牵涉的历史时期,是您从来不曾处理过的(只有《戏梦人生》部分触及清末)。最后,不同于自当代小说改编电影,晚清的韩子云(韩邦庆)的小说,而由张爱玲再加以转译和改写,无可避免留下她的经典印记。您如何面对这三个新的挑战?

侯:读《海上花》会喜欢、会想拍,就已经差不多跟这个作者同样感觉,同样认同。若非如此,也无从改编起。我非常被这个作者所描写的中国人的生活样貌所吸引。中国人的生活其实非常政治。我对他的描述发生兴趣之后就想改编成电影。一旦做了这个决定,当然有几个困难要面对,第一个就是你所说的,它的历史背景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相差甚远的问题。

《海上花》距离我们生活背景虽然远,但从小看的旧小说、文学作品发生作用,其实有一种熟悉感觉。我很喜欢《红楼梦》里所描绘的大家庭,尤其是里头办宴会的情节,虽然复杂得不得了。所以最大的困难是如何重现那个时期的一些要素,捕捉住气氛。

电影不像历史,要掌握完整细节,全部研究过,那么永远也无法拍成。我们想做的只是抓到气氛,用某些方式再造、呈现出我们对于《海上花》以及那些我们熟悉的章回小说的想象。这是最难的部分。每一场戏都拍好多次,不是一次能够完成,前面基本上是暖身,让演员慢慢进入情况,把青楼生活的氛围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