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捕捉转变中的现实(7)

另一方面就是突然出现很多卡拉OK店,还有卡拉OK里面的小姐,我们说“小姐”,其实就是妓女,这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还有县城那条古老的街道要拆掉,我在那附近长大,就像《小武》里描述的一样。整个县城在我眼前发生了巨大、动荡的变化,让我感觉当下中国现实有种非常兴奋的东西,让我有拍摄这些即将消失的一切的迫切感。我觉得整个中国内陆正处于巨大的变化里,不是变化之前,也不是变化之后,而是正在这个变化过程里面。它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可能一年,可能两年,但它是个巨大的痛苦时间,我觉得有一种激情,要拍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这天翻地覆时期中的生活。

另外一个原因是97年我要大学毕业,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看了四年的中国电影,看不到一部跟我所知道的中国现实有关的片子。第五代成功以后,他们的创作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来自陈凯歌,他说过一句话:“我越来越觉得电影应该是用来描写传奇的。”我很不同意他这种看法,电影可以描写传奇,但是不一定都要去描写传奇。可惜第五代后来都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出现了很多第五代导演互相模仿的作品,比如我很喜欢的黄建新[3]导演拍了一部《五魁》(1994),何平[4]也拍了类似的《炮打双灯》(1994)。那是陈凯歌和张艺谋这类作品相继成功之后,这种想象过去中国社会的东方情调的东西愈来愈多。但这些创作跟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现象让我觉得很不满足,觉得有挫折感,所以我决定自己拍。那时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要表现当下的情况,到今天我的电影一直在强调当下。虽然《小武》拍于97年,直到今天,中国在剧大的变化与转换中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还是处于巨大的阵痛之中。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有幸也有不幸,幸运的是,在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能够产生许多创作灵感,尤其特别适合用摄影机去创作;不幸的是,剧变让这个国家产生很多问题,人民经受了很多痛苦。

●──在家乡汾阳拍摄时肯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但同时又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吧?

对。汾阳的转变非常不可置信。我现在回到汾阳,也觉得很陌生,比如现在年轻人的沟通方法真的变了很多。这种变化让我思考如何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周遭这种种变化,我觉得这对导演来说是一种责任。当然有些导演可以在作品中无视现实,但对我的美学兴趣来说,我没办法回避这些东西。所以到了《任逍遥》,我拍更年轻的年轻人,他们的气质与价值观跟我们相较发生很多变化。以前我们群体性非常强,常常三四个孩子或同一条街的孩子在一起玩儿,文化上很有信心。但是更年轻的一辈开始受到的更大的文化压力,因为传媒介绍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网络和有线电视,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他们实际接触到的现实和传媒所描画的图像之间有非常巨大的差距,这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小武》只用了二十一个工作日就拍完了,我一直想拍社会转变中的人际关系。中国人的生活特别依靠人际关系,比如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我们都活在这种关系里,描写这种关系的结构是我想在《小武》做的事。电影的第一段是写朋友关系,以前我们的朋友关系有一种承诺与信任,现在这种关系开始产生变化。第二段谈男女的感情,以前中国人要的是天长地久,但是小武和梅梅之间只有剎那的悸动,只有当下,命运让他们分开。最后一个谈家庭,与父母的关系,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些年来人际关系的急遽变化是中国人所面对的最主要的变化。

●──有场戏,里面的角色都戴着面具,扮演很多不同的人物,每个人都不是他真正的自己。比如小勇原是个小偷,现在是个模范企业家;梅梅说她是个陪酒女孩,其实是个妓女,家里人却以为她在北京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