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的往事》

在传记作者的笔下,詹姆斯·乔伊斯常常被描述成一个冷漠、厌倦、消极悲观、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家;而写作《尤利西斯》时的乔伊斯则又多少有点玩世不恭(天知道他在这部旷世奇书中故意设置了多少陷阱,让后世的教授和学者伤透了脑筋)。所有这些标签组合成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世俗形象,这个形象与作者本人所宣称的国家观念、宗教态度和处世哲学倒是颇为契合。乔伊斯在言论上对于国家观点的淡漠是众所周知的。有关他的宗教态度,他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曾借助戴德勒斯之口,把天主教称为coherent absurdity(有条理的荒谬),而基督教称为incoherent absurdity(混乱的荒谬),关于他的处世态度,消极、悲观与机巧、圆滑只不过是一个处世方式的两种表现形式,其实质是遗世独立,清高自守,孤傲而冷漠。

乔伊斯在写作《都柏林人》的时候,他的人生道路似乎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不管怎么说,二十岁的乔伊斯对他眼中的世界产生这样的观感(我们知道这种观感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生哲学正左右了他的一生)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在读完《都柏林人》之后,我曾经不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障碍使他的情感无法逾越,什么样的因扰那么早就抓住了他脆弱的心,使他精神状态陷入空前的危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同样的问题抛给《悲痛的往事》中的达菲先生。

叙事者在这篇小说中的陈述:达菲先生有一种构思自传的奇特习惯,时常在自己的脑子里组成一个关于自己的短句,句子的主语虽说是第三人称,传主只能是他本人。《悲痛的往事》所采用的也是第三人称,这个叙事者与乔伊斯本人又有多少联系呢?

在达菲先生的辞典中,平庸、现代化、自命不凡是同一个概念,所谓的中产阶级当然是“愚蠢”的同义语。他们把本阶级的道德观念交给警察,把本阶级的美好艺术交给歌剧团的经理。如果我们认为达菲先生生来就与中产阶级过不去,对他们的庸俗趣味不屑一顾,这是不符合实情的。因为达菲先生对社会底层的工人也同样没有什么好感,在他看来,这是一群不能连续思考六十秒种的空谈家,甚至对于乞丐,达菲也感到十分厌恶,他从来不给他们任何施舍,他时常在自己的书桌上写下一些费解的句子,比如说,男人与男人之间不可能有爱情,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由此看来,达菲先生并非只是讨厌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而是讨厌所有的人,不是厌恶生活中的某些趣味,而是厌恶生活本身。为了与这个世界斩断一切的联系,他似乎也只有离群索居这一条路了。这个世界是否存在着达菲先生所喜欢的事物呢,他认为就是“过去”。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去”或“往事”是乔伊斯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概念,往往意味着幸福的回忆,但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非常抽象而空洞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乔伊斯只是在某种象征的意义上使用它,用来反衬“现实生活”的绝望与无趣。在达菲先生看来,他内心的绝望感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世界的与人的精神的双重“混乱”。为了与这种无处不在的混乱相抗衡,他用自己的全部生活建立起个人的“清洁”与“秩序”,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希望在无望的人间建立起上帝的天国,而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奋斗与抗争,耗费在整理自己的居室的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代偿行为”,也是一个充满反讽的寓言。他的房间越清洁,他个人心灵的自闭壁垒也就越厚重;他自以为是的步伐越坚定,他内心的迷茫感也就越深刻。他看上去忙得很,工作,看书,写作,参加墓地遗体告别仪式,在圣诞节访问他的亲戚,甚至他还去剧院听音乐会,他这样做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避免自己处在“闲暇”之中,与其说憎恶“闲暇”和无所事事,不如说他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