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宽恕的前提（第2/3页）

惩罚开始了。惩罚的方式显然是《审判》的进一步深化。假如说惩罚的前提条件是罪行的指控。那么，罪愆是空缺的。与《审判》不同的是，城堡并没有将奥尔珈一家送上法庭的意思，也没有公布他们的任何罪状，“就像这件事被忘了一样”。律师们提出的意见也仅仅局限于蔑视索尔蒂尼的信，侮辱他的信使，一切都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正如罪行不能由城堡当局明文宣布，而应由当事人自己去寻找一样，惩罚也不是由权力机构直接执行，除掉一株毒草的方法通常有两种：将它连根拔去，或令其自行枯萎。

奥尔珈一家并未遭到任何形式的流放、关押或杀戮（这往往是古老的庄园主对待犯了过失的奴隶所采取的方式），甚至，恐惧因为缺乏对象而变得空洞。那么，事实上的惩罚是通过什么方式降临的呢？

奥尔珈的父亲，一个有名的修鞋匠，在“阿玛丽亚事件”之后，开始为失去亲友、邻居而惶惶不安。最亲密的朋友也已远离了他们，连平时走路慢条斯理的雷斯曼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就像是一个逃犯似的，以至于奥尔珈的父亲推开身边的人徒劳地去追赶他——这一细节中的滑稽成分使我们立刻想起了《审判》中的K在通往法院的道路上飞奔时的情景。父亲的修鞋店荒芜了。顾客们争着上门注销了合同，偿付了欠款，总之，村子里所有的人尽一切可能与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划清了界限，甚至连救火会也要求奥尔珈的父亲辞职，并收回了他过去获得的所有荣誉和证书，“谁也没有办法拯救这个家庭的急骤坠落，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局面”。在这里，我们将不无悲伤地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可以看成是卡夫卡小说的一次社会实践。

至少在奥尔珈的父亲看来，上述情形还远远算不上是一种惩罚，只不过是惩罚的前奏和序幕，他并未失去最后的信心。他的希望和等待的根由，在于一个“决定性的通知”。在此，卡夫卡揭示了这样一个心理学上的逻辑，一个自以为深陷罪愆之中的人为了得到宽恕，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罪。寻求宽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求并证明罪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背后，所有的动机都指向一个中心：重返体制化。

正如上文所谈到的，一个在体制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本身即是体制的一个部分。一旦他（她）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恐惧与焦虑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犯了过失的儿童在面临皮肉之苦和逐出家庭之外两种选择时，他是不会犹豫的。放逐的命运对一个儿童来说毫无疑问是不堪承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尔珈一家的罪过有些类似于“原罪”。由于一个偶然的过失，人类遭受到了巨大的，超越他们承受力的惩罚，被逐出了伊甸园。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来看，人类从此之后的一切挣扎既是一种赎罪行为，又是重返伊甸园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末日审判既未来临，人类也就回不去。对于奥尔珈一家来说，“决定性的通知”被送达之前，重返体制，最后的宽恕也就遥不可及。

因此，奥尔珈的父亲对于实际降临的惩罚视而不见，其背后的心理动因是寻求一个更轻的惩罚。也就是说，城堡方面悬搁惩罚和审判的后果——整个家庭在无形的压力下自行瓦解，灵魂自行除灭、枯萎，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应承受的范围。换句话说，城堡的不惩罚实际上就是最为严厉的惩罚。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奥尔珈一家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在这种压力下所出现的心理和行为变形就相对比较容易加以解释了。既然“寻求罪过”这一进程取消了生存的一切其他内容，它也必然会占据家庭每一个成员的意识核心，从这个家庭的坠落的过程来看，在城堡的国度里，除了政治生活没有其他生活，除了政治意识没有其他意识，就连“洗刷罪名，寻求宽恕”本身也成了彻底沦为政治牺牲品的最可靠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