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第2/4页）

在我的学生中间，对托尔斯泰不屑一顾的也大有人在。有一次碰到一位学生，依我看他的导师是一名颇有学问的俄国文学专家，不知何故，该生却对恩师颇为不满，提出是否可以转到我的名下，让我给他指导。我问他为何要更换导师，他便列举了原导师的几个罪状，其中一条是：他竟然让我去读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可见，在这些言必称美国的学生们的头脑中，老托尔斯泰显然已经是一个不中用的古董了。我对他说，导师就不必换了。因为如果我当你的导师，第一本推荐的书恐怕还是《安娜·卡列尼娜》。

有人说，杰作犹如大动物，它们通常都有平静的外貌。这个说法用于列夫·托尔斯泰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感到托尔斯泰的作品仿佛一头大象，显得安静而笨拙，沉稳而有力。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中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他在后世没有真正的传人，似乎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的“风格”或“技巧”不是很容易就能学到家的，一般来说，那些叙事风格、形式感特别强的作家，后人学习起来还不至于无所依傍，如果有人打算从托尔斯泰那里偷一点雕虫小技学以致用恐怕多半要失望，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像反类狗也。胡适有句名言，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话用来表明个人的治学态度并无不可，但从文学史上来看，大凡是开了一代风气的作家，身后都有一长串追随者，自古以来，开风气者必为师，似乎也是一条定律。普鲁斯特、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莫不如此。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贬低这些大师们的意思。像荷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托尔斯泰、曹雪芹一类的作家只不过在他们各自时代留下一座纪念碑，刻下了标高，后来者高山仰止则可，刻意模仿却吃力不讨好，对于这类大师的学习，至多也是“养养气”而已。我们一般会说，《老人与海》、《白鲸》有一点荷马的影子，《日瓦戈医生》有一点托尔斯泰的气象，但从来不会有人把海明威、麦尔维尔说成是荷马的学生，更不会把帕斯捷尔纳克看成是托尔斯泰的再传弟子。因此，生活在托尔斯泰同时或稍后的作家是不幸的（但就这一点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十分了不起，他的身影始终未被托尔斯泰遮住），他的惟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另辟蹊径。

拉罗什福科曾说，一个十分杰出的功绩的标志是：那些最嫉妒它的人也不得不赞扬它。在俄国或苏联，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民族的人一致颂扬列夫·托尔斯泰。尤其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更是把列夫·托尔斯泰说成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这一观点经过匈牙利的卢卡契发扬光大，往往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列夫·托尔斯泰不仅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阵营支持十月革命，而且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家和马前卒。随着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或多或少受到冷落和批判，列夫·托尔斯泰却岿然不动。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犹如一个神，似乎只有音乐界的柴可夫斯基可以与之媲美。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固然优秀，但他们的名字在成为象征之后，欣赏就成了一种带有强迫性的“必须之举”。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曾不无讥讽地描写过莫斯科的傍晚：随着黑夜的降临，家家户户的窗户中都亮起了灯，一阵悠扬的乐曲飘出窗外，你不用去打听那是什么曲子，因为它必然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这真是一场灾难。列夫·托尔斯泰在苏联的情形常让我想起鲁迅。坦率地说，在“五四”那帮作家中，我对鲁迅的喜爱，相信无人能出其右，但如今我听到鲁迅这个名字总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厌烦。它被提到的次数太多了。不管你是否愿意，它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你翻开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总有两位作家是不可替换的，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