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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价值观的基础是融儒、道、释于一炉的所谓“道”,但这个“道”往往源于日常经验的有感而发,而非经由学理的逻辑论证而来,因此不免显得简单而随意。比如说,他认为佛家的“真如”即是孔子的中庸[[13]],孔子、庄子、佛陀的思想都可以由“格物致知”融合、统一在一起,他还认为遵从《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人人可以成佛[[14]]。尽管如此,我认为,废名价值观中的内核依然隐约可见,那就是“诚笃”与“真实”。所谓不自欺即为道。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曾写到这么一件事:有一次莫须有先生下乡,看见一家石灰铺子上写有“石灰出卖,日本必败”两行字,即生出无穷的感慨:店主的目的只是为了卖石灰,“日本必败”只是为了应景,一旦碰到政府征兵抗日,店主立即会令他的儿子逃得无影无踪,但仍不妨碍他在墙上写下“日本必败”这样的口号。在这里,废名痛切地感受到名与实的分离,国民与国家的分离,人生与“真实”的分离,他进而认为,中国社会的溃败与文化的式微都是从“诚信观念”的丧失开始的。政府(包括读书人)不能取信于民,百姓开始尚能忍受,但几经反复,则唯有一己之私可以顾念:“秉国者不能使民信,于是人民自私其家了”[[15]]。因此,废名认为,中国人最没有国家观念,木兰从军,她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是“孝”,而非国家观念的所谓“忠”。因此,废名认为木兰从军正是反从军[[16]]。更令废名感到悲哀的是,中国的陈腐、八股式的教育观念,仍然在助长这种名实分离。他由此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但出发点与鲁迅并不完全相同。

应当说,废名的思想观念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毕竟与当时的主流话语相去甚远,废名所谓的“道”更多地停留在个人感悟的层面上,漫漶无涯,难以方类。而体现在具体的作品中,则带有庄禅趣味与玄学色彩,由于他性格中的悲观厌世,加之对现实政治的冷漠与绝望、与社会生活的隔绝,其人生理想亦只能托付给梦与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