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德里（第2/2页）

接下来的两天会议，由莎米斯塔和北岛共同主持，仍由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沈双教授担任翻译。虽然大部分印度作家的英语都十分出色，但印度语言状况的复杂程度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据说，印度现在通行的语言就有二十几种之多，有几位印度作家的发言需要通过多重语言的翻译，才能最终抵达汉语。因此翻译的困难、理解上的歧义导致了会议的冗长是显而易见的。

我记得第二天的会议是在室外进行的，轮到诗人欧阳江河发言时，时间已过了正午。这就使得欧阳江河很不幸地将自己置于了某种尴尬的境地：诗人卓越的想象力和雄辩之引人入胜自不待言，但同时也使得我们饥饿难忍，作家们当然有足够的耐心和优雅抵御饥饿导致的分神，可是在天空盘旋的几只鹰隼却早已失去了耐心，它们的愤怒很快就变得歇斯底里。会议结束后，我们刚刚在餐桌旁坐定，一只凶猛的老鹰（有人说是秃鹫，但翟永明坚持认为那是一只乌鸦）突然俯冲下来，掠过我的耳际，直扑欧阳江河。它那巨大的翅膀扇在我的脸上，留下一阵火辣辣的疼痛，足见《红楼梦》中冯紫英在铁网山被兔鹘“捎了一翅膀”的经历绝非虚构。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老鹰已经将江河盘中的牛排高高叼起，一转眼消失在云端之上。翟永明在惊骇之余，当即赋诗一首，题目就叫做《乌鸦扑向乌鸦嘴》。好在江河惊魂未定，对翟永明诗中的揶揄意味不甚了了，和我们一起纵声大笑。

在新德里的四天里，印度方面为我们安排的活动十分频密。除了上午的会议之外，下午通常安排游览观光或走访新德里的平民街区，晚上则举行诗歌和小说朗诵会，甚至还请来印度有名的歌手来酒店举行演唱会，其目的大概是为了让我们在短暂的停留期间，尽可能多地了解印度的方方面面。

在贫民街区一栋破旧建筑的二楼，我们被邀请参加一次座谈。新德里知识界通过基金会的资助，在这个街区设立了一个教育支持项目。参加这个项目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因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间隙，自愿参加这个项目的学习。教师们由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担任，教师的选择既注重道德知识水平，也充分考虑了教师们个人的就业状况。比如，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一位腿脚不便的艺术家，他的博学、谦逊和敬业态度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的第一感觉，这个项目好像有些类似于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农民夜校，可稍作了解又发现两者完全不同。这个项目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帮助这些贫穷的孩子识字，或接受一般的文化教育，而是通过辅导孩子写作、绘画、摄影让他们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记录日常生活的美和真实，从而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一位教师介绍说：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个计划，就是指导孩子们通过照相机的镜头去保存街区的日常生活记忆——这些街区在印度现代化的进程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孩子们的文学作品已经有很多公开出版发行，其中有一些被译成了外语。这个简陋却又非常整洁的工作室带给我们持久的感动。为了将工作室不多的几张椅子让给我们，孩子们一律席地而坐，看上去即严肃又天真，即热情又充满自尊，每个人都俨然是一个哲学家。在交谈中，他们不时引用德里达、福柯、卡夫卡和本雅明，让所有的中国作家惊诧不已。

在中国，富裕阶层对底层的援助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物质层面，比如寄赠书籍、捐赠衣被、援建希望小学等等，官方机构和个人的支教活动仍然是作为国家义务教育的辅助项目而展开的，其目的不外乎应试和识字。中国目前方兴未艾的所谓底层文学仍然由知识分子、职业作家亲自出马输出自己的价值理念，对底层给予同情，这实际上是现代启蒙运动扭曲性的延续，而完全忘记了底层的农民或农民工并无阅读那些作品的能力，忘记了雷蒙·威廉斯所提醒的：底层悲惨的社会状况往往是作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生活的某种肯定和满足而被消费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的上述做法完全不必要，而是说如何让底层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这一关键问题还基本上没有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