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纪行（第2/2页）

我拉开窗帘，看见一个临时搭建在庭院中的低矮棚屋。屋顶上铺着塑料布，上面压着几块砖头。那个唱歌的人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正在晨炊：两三块红砖在屋外的空地上架起一个破铁锅，父亲趴在地上吹火，却吹出了一团团浓烟。两个孩子都只有四五岁，光着屁股，跌跌撞撞地四处寻找树枝和木块。他们的母亲蹲在地上，在一块木板上摊面饼。父亲仍然在唱歌，他的歌声即便不是愉悦的，也是令人愉悦的。我长久地注视着窗外的这一家人，心情忽然变得黯淡而悲伤。不过，最让我震惊的也许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有多么的贫困和简陋，而是这种近乎赤贫的生活与豪华使馆区的高级酒店挨得如此之近，就像黏在一起的情侣的嘴唇。

西方的资产阶级一旦发迹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穷人在他们的视线中消失，将他们赶得越远越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完备的人道主义话语系统。而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在追随西方的脚步上已有了出蓝之概：他们甚至在购买住房时都要去丈量自己与所谓回迁户的距离，尽可能让穷人的存在越出自己的视线，以便与自己曾经作为穷人的过往记忆彻底诀别，洗去被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所谓羞耻感，而无视他们与“回迁户”完全相同的质地。我的意思倒不是说，在印度社会中完全不存在富人对穷人的排斥和远离。尽管印度的贫民窟数量远远多于中国，印度的等级观念也比中国严苛得多，但贫富杂居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尽管杂处双方贫富悬殊导致的强烈视觉对比，不由得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奇怪的是，穷人和富人双方互为镜像，却能安之若素。

不过，第二个夜晚我睡得很踏实。午夜过后，低沉的男中音仍然在延续，但我却并不慌乱。我在将歌声想象为三十多年前《大篷车》和《流浪者》的电影插曲之后，强烈的怀旧情绪很快就带我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