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此朋友（第4/7页）

雍正想得倒好，可惜办不到。君臣分际，隔如天壤。一个高高在上，雷霆雨露都是恩；一个匍匐在下，稍不留神就是错。天差地别如此，哪里还能“贴心”？又哪里贴得拢来？还说交心什么的，拉倒吧！臣下的心思，瞒都瞒不过来，还敢交出去？即便是有所求，也不敢明目张胆。为什么呢？怕越分。比如田文镜想“抬籍”，就不敢对雍正说，只好请杨文乾代言。[15]事后，雍正责问田文境“为何不以实告”，还说“朕甚嗔汝”。但嗔归嗔，田文镜下次还是不敢的。田文镜再糊涂，也不会不知道君臣之际不是什么“恩义兼崇”，而是“天上人间”，哪能不拘形迹，无话不谈呢？

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很明白：他对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去的。比如雍正嘴巴上说“朕素不言祥瑞”，其实最喜欢搞祥瑞，这就不能戳穿。不但不能戳穿，还要起劲搞。所以鄂尔泰居然是地方官员报祥瑞的第一名。以鄂尔泰之精明，怎么会不知道“一禾九穗，牛生麒麟”等等其实是胡说八道？但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也有助于增强雍正的自信心。这就像说一个老太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一样，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不必较真，也不能较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姓刘的大理令因此而奚落他时，他不但不记恨，反而向雍正保荐了这个官员。他心里有数嘛！

雍正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他对群臣说：“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对臣下不猜忌、不防范、不整治吗？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来揭批年羹尧时，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动作，或者傻乎乎地说年羹尧这个人多少还有些功劳，雍正能满意吗？显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两总督三巡抚报告黄河水清。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当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给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级。这时，有个大理寺卿名叫邹汝鲁的，写了篇《河清颂》来拍马屁，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意思是说正因为皇上搞改革，实行新政，黄河才变清了。谁知却使雍正大为恼怒，质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职，罚到荆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出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实际上，雍正并不完全反对揣摩和逢迎。鄂尔泰报祥瑞，就是吹牛拍马，怎么就没有罪反倒有功？可见，雍正也喜欢有人来拍马屁，和别的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他讨厌的，是瞎揣摩和乱逢迎，比如前面那位写《河清颂》的老兄就是。雍正推行新政不假，希望有人来唱颂歌也是真。可是雍正要作秀，要按照中国文化的老传统，把黄河变清归功于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的赐福，邹汝鲁偏说是什么推行新政的结果，这不是唱反调吗？再说，雍正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说他和康熙不一样，说他不敬天，不法祖，不到三年就更改为父之道，既是康熙皇帝的“不肖（不像）之子”，又是康熙皇帝的“不孝之子”。邹汝鲁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当然会挨上一脚。

那么，要怎样做才对？雍正认为，关键是要诚。也就是说，即便是拍马屁，也要拍得诚恳。如果不是诚心诚意来拍马屁，那就不如不拍，老老实实做你自己的事去。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公，就是忠。即便不说什么奉承话，雍正也不会恼怒只会嘉奖。从这一点讲，雍正倒是比许多离开奉承话就活不下去的皇帝高明得多，他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拍马屁。

马屁要拍得诚心诚意，这似乎很可笑，但在雍正那里完全合乎逻辑。雍正的逻辑是：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君臣俱为一体心心相印，则臣下对皇上的肯定，就是由衷的赞美，不会是什么奉承逢迎了。这样一种赞美，由于是发自内心的，便可以叫做“诚恳的马屁”。比如鄂尔泰对雍正“出奇料理”的赞美就是。鄂尔泰认为，雍正处理曾静一案，考虑的不是曾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千百亿万人”，因此，才敢于将曾静一案的案情、口供、上谕“遍示臣民，布告中外”。这就非有“大光明、大智慧”，能“无我无人，惟中惟正”不可。古往今来，实在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鄂尔泰这些话，别人听着可能肉麻，雍正却不认为是拍马。因为讲出了道理，而且讲到了点子上——雍正处理此案，确实并非就事论事，确实体现着他的政治远见。这些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不能为一般目光短浅、见识庸常的臣子们所理解，却可能为鄂尔泰心领神会，由衷赞赏，因此是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