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合时宜的人（第3/6页）

道德永远都是必需的。人之为人，就在于有道德。没有道德，人就会变成兽；只有道德，人就会变成神。人不能变成兽，也变不成神。所以人不能没有道德，也不能只讲道德。真正高尚的道德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这种境界很值得追求，也应该追求，但总有求之不得和追之不及的时候，也总有达不到这个境界的人，而且人数还不少。因此所谓道德高尚，必须提倡也只能提倡，不能苛求也无法苛求。既然无法苛求每个人都道德高尚，那么，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和犯罪行为，就不能指望依靠道德风尚的提倡来消除，只能靠制度和法律来防范。我们通常说“反腐倡廉”，就是充分意识到廉洁要靠道德来提倡，腐败却只能靠法制来铲除。

法制和道德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制是防范性的，道德是倡导性的。法制规定不准做什么，或不准怎么做；道德则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应该怎么做。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因为它们的分工不同。比如出现了火灾，道德告诉我们应该去救火，法制却只规定不准纵火。不救火的人并不犯法，也未必不道德，因为他不救火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并无此种能力等等。只有那些有此能力却见死不救的才不道德，只有那些见死不救还要幸灾乐祸的才缺德，也只有那些趁火打劫的才犯罪。可见，道德与法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随意滥用。只有道德没有法，则故意纵火和趁火打劫就无法受到惩罚；只有法律没有道德，则幸灾乐祸就无由受到谴责，见义勇为也不能得到提倡。

然而儒家的学说却只看到道德的作用，完全忽视了法律的意义。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意思是说，以法治国，顶多只能保证人们不敢犯罪（民免），却不能保证人们不想犯罪（无耻）。以德治国，以礼治国，才能保证人们不想犯罪（有耻），而且想做好人（格）。这话并非没有道理，却过于理想化了。道德教育确实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会去犯罪），但无法保证这种教育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即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有道德。因此德治也好，礼治也好，都无法防范罪恶的发生。

历代帝王中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的对策，是既用儒家道德来提倡，也用法家制度来防范。所以历朝历代，也都有刑律和法典，而且实行起来都很恐怖，比如凌迟、腰斩等等。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他也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令和举措。但这些法令和举措，乃是建立在空洞的道德理念和社会理想基础之上的。既不尽合情理，也难予以实行。比如官吏的薪俸都很低，吏的薪给更是微薄，甚至不足供家大口阔者维持生计。这就不但谈不上“高薪养廉”，简直就是“逼良为娼”了。因为要求所有官员都像海瑞那样自己种菜，母亲生日才买两斤肉，显然极不现实。其结果必然是官吏勾结，上下其手，或损公肥私，或鱼肉百姓。又比如规定一应官员非经批准不准出城，就很可笑。这固然防止了扰民，却也割断了官民之间的联系，使官僚主义更为严重，实在是得不偿失。再比如规定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剥下人皮，肚子里塞草）的极刑，也很荒唐。八十贯钱何其少也，剥皮实草又何其之重，二者放在一起，根本不成比例，只能让人徒生荒诞之感。如果当真实行起来，则全国的官员，恐怕杀得就会只剩下一个海瑞。一项法令如果一开始就并不具备实施的可能，那就没有人会把它当回事。洪武朝的这些法令，在海瑞时代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早就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