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宽容与报复（第2/4页）

张绣来得也很是时候。曹操其时，“挟天子以令诸侯”才刚刚三年，天下不服的人不可胜数。他自己在社会上的名声也不太好。后来陈琳代袁绍起草的讨曹檄文，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说他从来就不讲道德，只不过鹰爪之才，甚至说“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简直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大流氓。此类文章，历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难免诬蔑不实之处，但有些事，恐怕也非空穴来风，曹操自己也有口难辩，说不清楚的。因此，他实在很需要有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很需要有一个典型，来证明自己的容人之量和仁爱之心。张绣此时送上门来，真使他喜出望外。因此他不但尽释前嫌，而且始终如一地对张绣信任有加，给予的封赏也总是超过其他将领。对于贾诩，曹操更是既感激又欣赏——感激他雪中送炭，[10]欣赏他谋略过人，因此就连立储大计，也要与贾诩密谈。这就不再是为了示人以德，而是真诚地引为知己了。如果说，谋臣之智，首在“审于量主”（能够审慎而准确地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11]，那么，君主之明，则首在“知人善用”。应该说，曹操和贾诩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合作，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成功的范例。

贾诩为曹氏集团服务了两代人，在文帝曹丕朝官居太尉，七十七岁去世，谥曰肃侯，结局比某些曹操自己营垒里的人还好。

曹操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人才的宝贵。

曹操很早就意识到，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还是在起兵讨董卓的时候，袁绍曾问过曹操，如果讨伐董贼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做我们的依靠和凭据（方面何所可据）？袁绍自己的回答是：南据黄河，北占燕代（泛指今河北北部和山西东北一带），兼领戎狄（指乌桓），南向以争天下。曹操却淡淡地说，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道和正义来统率他们，就左右逢源无所不可！[12]曹操的见识，已明显地高出于袁绍之上。这也是曹操后来与袁绍逐鹿中原时的态度：你打军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材牌，咱哥俩就玩他一把好了！

袁绍当然不是曹操的对手。他的优势，是位高而势众。可他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有了人才也不会用。袁绍那边是很有些人才的，有的水平还很不低，比如沮授、田丰。沮授劝袁绍“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同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田丰则更是策无遗算，料事如神。可惜，这些人才全都没被他真正尊重过。田丰被关了起来，沮授被晾了起来，许攸气得投奔了曹操，剩下的那些货色，不是缺德（如郭图），就是少才（如审配），要不然就是一介武夫（如颜良、文丑）。最后，武将中最有谋略的张郃（音合），也因袁绍的拒谏和郭图的诬陷而投奔了曹操，终使袁绍全线崩溃，全军覆没。

曹操却正好相反。他深知人才的重要，也清楚自己的分量。“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何况他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因此他需要大批的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高门世族的人来合作，以资号召。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的也要。总之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端的称得上是“求贤若渴，爱才如命”，就连敌营中的人，他都要设法弄过来为自己所用。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三员来自敌营：张辽原是吕布部将，张郃原是袁绍部将，徐晃原是杨奉部将，乐进和于禁则是他亲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正所谓“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谋臣中也有不少来自敌方。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奔他，他光着脚出来迎接。[13]蒯越和刘琮一起投降，他说高兴的不是得到了荆州，而是得到了蒯越。陈琳为袁绍起草檄文，对曹操破口大骂，被俘后，曹操也只是说：骂人骂我一个就行了，怎么骂我祖宗三代呢？陈琳谢罪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也就算了，仍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毕谌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被张邈扣押，曹操便对他说：令堂大人在张邈那里，你还是到他那里去吧！毕谌跪下磕头，说自己没有异心，感动得曹操流下眼泪。谁知毕谌一转身连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背叛曹操投奔了张邈。后来，毕谌被俘，大家都认为他这回必死无疑。谁知曹操却说：尽孝的人能不尽忠吗？这正是我到处要找的人啊！不仅不治毕谌的罪，还让他到孔夫子的老家曲阜去做了鲁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