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天才与蠢才（第4/4页）

袁绍这事确实做得蠢。且不说他引进的，是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一股恶势力，即便来的真是“仁义之师”和“勤王之兵”，也大可不必。宦官原本是些既没有地位人望、又没有兵力政权的人。他们之所以得势，正如曹操所说，是因为皇帝亲近信任他们。如果皇帝不宠信，就成不了气候。杀鸡焉用牛刀，何况这刀还不在自己手上？刀出鞘，就要见血。没有鸡可杀，便会杀牛。何进、袁绍辈就是该着挨杀的蠢牛犟牛。如果不是袁绍主张把宦官赶尽杀绝，逼得张让他们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何进或许还不会死于非命。搞宫廷政变是得心狠手辣，但不等于嗜血成性，更不等于滥杀无辜，最狠毒的打击只能施加于最凶险的政敌。事实上，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利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得到的支持越多，胜利的可能就越大，因此应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怎么能像袁绍主张的这样，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这就是给自己树敌了，而树敌过多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曹操就不会这样。公元200年，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袁绍的大量辎重、珍宝、图书都落到曹操手里，其中就包括己方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凡与袁绍有过书信来往的，无不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然而曹操却下令将这些书信全都付之一炬。曹操的解释是这样的：袁绍强盛的时候，连我都自身难保，何况大家呢！这话说得够体贴人的。不要说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疑窦冰释，便是没什么瓜葛的人，也会为曹操的宽宏大量和设身处地所感动。

曹操的话说得很漂亮，算盘则打得更精。他很清楚，这事一旦动起真格来，要处理的就不会是一个两个。因为在胜败未决又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谁不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呢？这时，脚踏两只船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是双重间谍，多数人不过两边敷衍罢了。但敷衍和通敌原本是不大分得清的。而且按照封建伦理，不忠即是叛逆。只要和袁绍有书信来往，那通敌的嫌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都要一一追究，只怕有半数以上的人说不清。既然追究不了，不如卖个人情，统统不追究好了。而且，人情做到底，连证据都予以销毁，大家放心。这样，那些心中有鬼且有愧的人，就会感恩戴德；而那些原本忠心的人，则更会死心塌地。这岂不比揪出一大堆人来整治，最终削弱自己的力量合算得多？

在这里，曹操显然又表现出他政治家的天才。如果说，在对待召董卓入京，或立合肥侯为帝等问题上，[7]曹操表现的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那么，在对待上述事件时，他表现出的则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他深知，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最重要的凭据是正义，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要网罗人才，首先要以诚待人，其次要以信取人，第三要以宽容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世界上哪有清一色的队伍？“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有些时候，是要装点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曹操懂这个道理，所以曹操是赢家。

袁绍却既目光短浅，又心胸狭窄。官渡之战前，他的谋士田丰再三劝阻他不要贸然出兵，袁绍不但不听，反倒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兵败的消息传到邺城，有人到狱中探视田丰，说：这下老兄可要被重用了。田丰却摇了摇头说，我可是死定了。果然，袁绍一回到邺城，立即杀了田丰。

田丰真可谓知人知心，料事如神。他太清楚袁绍的为人了：志大才疏，刚愎自用，表面上宽厚儒雅，心底里猜忌刻薄。如果打了胜仗，心里高兴，还有可能释放田丰出狱，一方面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另方面也可借这个“反面教员”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英明。打了败仗，恼羞成怒，便一定会迁怒于别人，拿别人的人头来给自己出气，杀正确的人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还想当皇帝、得天下，岂非白日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