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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走过横跨在塞纳河上的双倍桥，来到柴堆街上。他听见了一家地下爵士乐俱乐部里传出来的萨克斯管声和笑声。一男一女站在门口抽烟，似乎有些迷离恍惚。女孩踮起脚尖去亲吻那个年轻男人的脸，汉尼拔感觉那吻分明是落在了自己的脸上。零零碎碎的音乐片段和盘旋在他脑海里的乐曲交织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融合。时间不多了。

他在月光下一路走过但丁街，穿过圣日耳曼大街宽敞的街道，来到克鲁尼博物馆后面的医学院街，走到学院夜间使用的门前。那门口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汉尼拔打开门锁，走了进去。

楼里只有汉尼拔一个人。他换上一身白衣，拿起夹着作业表的夹板。汉尼拔在医学院的导师是才华横溢的解剖学家杜马斯教授。他不愿在活物身上做实验，所以选择搞教学。杜马斯医术高超，但总有些心不在焉，缺少医生身上的那种灵气。他要求自己的每个学生都要给待解剖的无名尸体写封信，感谢主人的捐赠使他们有幸能够对其身体进行研究。信上还要他们保证会对尸体给予尊重，除了进行研究时，在其他任何时间都会用布覆盖尸体。

为了明天的课，汉尼拔要在记忆大殿里准备两件陈列品：一件是记录胸腔结构的，需要把心包完整地展示出来；另一件是精细解剖的头颅。

夜色笼罩着大体解剖学[1]实验室。偌大的房间装着高高的窗户和大排气扇，保证那二十张桌子上用甲醛液保存的、盖着布的尸体不会在一夜间腐烂。若是在夏季，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尸体就会被放回到尸缸里。盖尸布下面那些没人认领的尸体都是些可怜的人。他们活着时食不果腹，挤在巷子里，在严寒中蜷作一团死去，直到和同伴们一起躺在盛满甲醛液的尸缸里时，他们才松开紧抱的双臂。这些虚弱瘦小的人就像冻死后落在雪地上的小鸟，被饥饿的人用牙齿撕去了皮。

战争期间的死亡人数有四十万之多。但医学院的学生使用的尸体都在尸缸里储存了很久，颜色都被甲醛液消掉了。汉尼拔对此感到很奇怪。

足够幸运的话，学校偶尔会弄来一具犯人的尸体。这个人要么是死在蒙胡热或弗雷纳要塞的绞刑架上或者行刑队的枪口下，要么是死在桑德监狱的断头台上。汉尼拔做头颅解剖要用的人头恰好来自一个死在桑德监狱的犯人。此刻，这颗头正待在水池里看着汉尼拔，脸上粘着血和稻草。

实验室的尸体锯早该换马达了。学校几个月前就订了货，但厂家因为没货一直推迟着。汉尼拔改装了一把美国电钻，用铜将一只小旋转刀片焊在电钻头上以便解剖。电钻上有个面包盒大小的换流器，工作起来发出的嗡嗡声丝毫不亚于尸体锯。

刚刚完成胸腔解剖就停电了，这是常有的事，实验室里的灯都灭了。汉尼拔点了盏煤油灯，站在水池边继续干活。他把实验用的头颅上粘着的血和稻草用水冲掉，等着来电。

电灯重新亮起来之后，汉尼拔立即把那颗头颅的头皮翻起，取下颅盖，又切下额骨，使大脑完全暴露。他往几条主要的血管里注射了带颜色的凝胶，尽量避免刺破覆盖在大脑表面的硬脑膜。这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教授喜欢夸张地表演，总爱当着学生的面亲自除去硬脑膜，揭开大脑的这层屏障。所以汉尼拔要尽量保持它的完整。

汉尼拔把戴着手套的手轻搭在那颗头颅上。他被回忆困扰着，被脑海里那几块空白搅得心神不宁。他希望通过触摸就能读出一个死人的梦，通过意志力就可以去探究自己的梦。

夜晚的实验室是个供人思考的好地方。这里十分安静，只是偶尔听见器械碰撞的丁当声。然而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刚刚开始解剖的尸体会发出呻吟声，因为他们的器官里可能还留有一些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