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容小说面面观（第2/3页）

然而，文学行进中的现实是那么耐人寻味：当作家们纷纷去独辟蹊径，当相当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去专攻情绪和感觉，“独创”意识不那么强烈的谌容反倒显出了自己的“独特”。

况且，文学作品的价值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判断作家“优秀”与否，并不只以“创新”度为依据。谌容的创作实绩也说明着这一点。就谌容来说，她的艺术表现力大于“创新”力。在她的文字中间没有什么奇气回荡，她也没有令人憔悴的过分的激情。她可依仗的，是发展得十分均衡的健硕的才智。

谌容很适合写小说。“小说”本无定格，然而，无论小说观念怎样开放，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也仍有其规定性。谌容传神达意的表现力十分出色。她的小说始终很好读，她的文学保持着生动的口语感，她的顺顺畅畅的叙述中有清晰的节律。当初，表现在《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里的，是一种舒缓的顺畅。她以体贴入微的、悠悠不迫的笔触叙写生动的故事，描画栩栩如生的人物。“栩栩如生”这个词，曾经被当做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标志而用滥了。近几年，由于相当一部分评论者的注意力已不在“形象”本身，它在评论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大大降低。而用“栩栩如生”这个词来形容谌容笔下的某些人物，却是十分恰当。一定有不少读者还能记起自己阅读《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等作品的感受。那韩腊梅、那陆文婷，以及这两篇小说里的一些不很重要的人物，留给读者的确是“如生”的印象。“如生”的效果是以密针细线的“刻画”达到的。发表于一九八四年的《错、错、错》，更为充分地显示了谌容密针细线的刻画能力，尤其是心理刻画的能力。并非没有人写过类似的故事与相近的人物，但谌容能写得比别人更生动。而今，在谌容，“舒缓”早已部分地被“明快”代替。她近年来发表的《减去十岁》、《献上一束夜来香》、《生前死后》等作品，写得更流利了，更潇洒了。拿《减去十岁》来说，她选择了经济的艺术手法，以充满活力的粗线条，使作品呈现出生气盈然的气势。我将这个一般用来评价长篇创作的词“气势”移用于一个短篇，是因为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作者笔力的遒劲。对于女作家，遒劲的笔力十分难得，中国当代的男作家们，能有这样遒劲的笔力的，也不多。

谌容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作家。她始终关注着社会现实，她对于社会心理有敏锐的透视力。她的思考并不超出中国文化界的整体水平，但她总能找到更机智的切入角度。《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将一个平凡的中国妇女杨月月与萨特的高深的存在主义联系起来，给读者以令人憬悟的启示。《献上一束夜来香》叙述了在一个美丽开朗的姑娘与一个呆滞委顿的老头之间本来无事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并非不可能在别的作家的笔下出现，但谌容却引入了“主体意识”这样的哲学命题。谌容小说所蕴含的深长的哲学意味提高了它们的艺术品格。

我不知道谌容是否写过戏剧。在我阅读她的小说的时候，时常惊叹她的戏剧才能。将她的《真真假假》等小说改编为剧本，大约是不费事的。《真真假假》的每一节不就差不多是话剧的一幕吗？《减去十岁》不是可以作为戏剧小品来演出吗？顺便说一句，《减去十岁》容纳了荒诞，不过，“荒诞”的只是一个框架，荒诞框架中盛装的是毫无荒诞的现实生活内容。有的时候，谌容小说是太戏剧化了，以至于让我们感到作者用心太显豁，叙述角度太少变换，——“戏剧”与“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毕竟有各自的优长和局限。

北京人说：“不生一帅，便生一怪。”在文学创作上，既有博大精深的“帅”的一路，也有翻新出奇的“怪”的一路。一般说来，“新”、“奇”、“怪”的路数较容易显示作家的鲜明的艺术个性，从而较为便利地在文学整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谌容还不能说是博大精深的作家，但她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这毕竟是一条更为艰难的文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