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乐园（第2/8页）

在那样的日子里，那位在一九七五年感到沮丧、抱怨印度的悲剧、把访问者骂成窥阴癖的女士，想来忽视了印度的贫困问题；她一定会像当时的中产阶级女士一样谈论着穷人的快乐（比其他人的快乐都多），穷人的姿态，穷人的尊严，他们保持窝棚干净的方法；她会把印度穷人和不可名状的外国贫民窟居民作对比。时代不同了。“印度化”不再意味着工作的再分配和对英国遗产的分享。它成了反对党的口号，印度教徒的民粹－宗教式诉求，对少数民族的威胁性词语，智识混乱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新的不安，是对蛰伏的幻想与执迷的盲目挖掘，是来自底层的愤怒洪流。

那位女士低头看着地板，在丈夫边踱步边说话的时候，她慢慢摇着头，说着“嗯”。在这个姿态下，她的面颊低垂，看上去很老，身上平添了忧郁气息。她认识住在被夷平的聚居区里的一家人，那是家穷人，简单的人。男人从山区来到德里。他找到工作，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建起了房子。他带来了老婆，然后他们有了四个孩子。他才三十岁。但是，可怜的家伙，他还能有什么别的乐子呢？他没有电视。他把自己的弟弟也带来了，弟弟又带来了自己的老婆，然后他们也开始有孩子。如今，这样的生活被毁灭了。他们在雨里无家可归，政府甚至等不到雨季过去。

不过他们真是被这样扔出去的吗？他们事先有没有得到什么通知？有的，通知已经持续了一年。但穷人们能做什么呢？同样确定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登记的人会在别处得到一块自己的建筑用地。但穷人们又知道什么登记？有谁在那里帮他们？另外，新地段在十英里以外，人们怎么上班？公共汽车？是啊，那儿有公共汽车，不过我不知道德里公共交通的状况。所有的一切都那么忧郁而可怕，特别是对她认识的那家人来说。他们是谁？那个男人为她工作，是她的仆人。她失去了仆人，他则失去了工作。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从女士的忧郁与丈夫的歇斯底里中梳理出故事的脉络：似乎女人和丈夫谁都不明白，在真正的危机时刻，把这样的个人损失（还不是确定的损失——那个仆人可以骑自行车来）当作民族悲剧的一个方面呈现在一位访问者面前，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

“我遇到的人无论男女，似乎都乐于被他人虐待。对他们来说，生活在悲苦中、谈论这种悲苦、沉溺于自我伤悲是种情感上的纵欲。在这些人中，交谈意味着讲述他们在大小官员、远亲近邻手下遭受的磨难。”这是七十九岁的孟加拉作家尼拉德·乔都里①在一九七○年说的话，出自一本告诉印度人如何“快乐地与他人生活”的手册《活，还是不活》。乔都里从印度人盘根错节的生活观中开掘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他认为印度人没有“活着”，他们活得“不健康”，活得没有目的。“我们活着吗？这可能算是个荒谬的问题，因为我们没人自杀，尽管说老实话，我开始觉得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应该自杀，因为我看不出他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德里那一晚给我的感受。我去那个公寓，希望得到思想参与讨论。但我没有发现思想，只有执迷，没有讨论，只有毫无诚意的抱怨，诱惑人沉溺其中，让人被造作的悲剧情绪包围。

车辆的噪音从窗外传来，我必须集中精神才能听清他说的话。灯光昏暗，我也必须努力才能看见。这里距离“花园城市”新德里市中心很远，是一所位于郊区的政府公寓。找到这里很不容易，因为和新德里郊区其他地方一样，街道没有名称，没有引路的地址，只有一个数字。而且，编号的方式就像市政服务档案，号码用得很旧，转手多次，简直快磨没了。我们的主人是位市政公务员，职位很高却满怀怨恨，他所在的部门根本没有资源去完成名义上该完成的工作。他很快就离开了我们，只留下他简朴的妻子与戴眼镜的幼子（老的差错，新的希望）陪着我们坐，而他则站在昏暗的角落，像一只偷偷进食的动物，挡住自己晚间的猎物，不让我们看见。他焦虑不安地纠缠着一位势力微薄（且极为愚蠢）的外省政客。野心如同绝望一样，野心的尖叫声比那位害怕被捕的反对派男人的歇斯底里、那位失去仆人的女人的沉溺还要尖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