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

张莉：《推拿》写的是盲人推拿师的生活，残疾人对你的生活有过触动吗？

毕飞宇：我们先说点别的吧。我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苏北乡村，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存在着大量的残疾人。不知道你注意过知青作家的作品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往往很有特点，经常是二拐子、三瞎子、四呆子、五哑巴、六瘫子。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不是知青作家的刻意编造，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就有许多三瞎子和五哑巴。

张莉：这曾经是普遍现象。

毕飞宇：我对残疾人一直害怕，乡村的民间智慧是这样总结残疾人的：瘸狠、瞎坏、哑巴毒。瘸为什么狠？他行动不便，被人欺负了他追不上，这一来他的内心就有很深的积怨，一旦被他抓住，他会往死里打，他狠。“瞎坏”的“坏”指的是心眼，瞎为什么坏？他行动不便，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一来他对所有的他者就有了敌意，他是仇视他者的，动不动就在暗地里给人吃苦头。哑巴为什么毒呢？他行动是方便的，可他一样被人欺负，他从四周围狰狞的、变形的笑容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他是卑琐的，经常被人挤对，经常被人开涮，他知道，却不明白，这一来他的报复心就格外地重。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残疾人的心理，不过我可以肯定，那个时候的残疾人大多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他们的心是高度扭曲的和高度畸形的。他们的心是被他人扭曲的，同时也是被自己扭曲的。

张莉：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尊严感，也意识不到自我和他人的尊严。

毕飞宇：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就是人没被饿死、人没被冻死，如果还有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话。没有人知道尊严是什么、尊重是什么。没有尊严和尊重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有娱乐。娱乐什么呢？娱乐残疾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取笑和模仿。还是说出来吧，我至今还能模仿不同种类的残疾人，这已经成了我的一块黑色胎记。

张莉：我想起来，赵本山很会模仿盲人。

毕飞宇：赵本山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模仿盲人。他足以乱真的表演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送来了欢乐。我可以肯定，赵本山的那出小品不是他的创作，但却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黑色的环节。

张莉：不仅仅是他的成长经历，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

毕飞宇：我要说的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每个乡村不仅有自己的残疾人，还有自己的赵本山。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赵本山不是健全人，而是残疾人。我至今还记得一位这样的盲人，他叫老大朱。为了取悦村子里的父老乡亲，他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本领，他的耳朵会动，他会模仿各种家禽与各种家畜的叫喊，他还能模仿瘸子、驼背和痨病患者。只要有人对他吆喝：瞎子，来一个，他就会来一个。请允许我这样说，他的生活是牛马不如的，但他很快乐，因为他知道，要让健全人快乐，他自己首先要快乐起来，他所谓的快乐就是作践自己。

张莉：很可怕，我小时候也有看别人作弄残疾人为乐的经历。

毕飞宇：其实我们是非常讲尊严的，你一定还记得《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她在进入贾府之后，为了得到几个小钱，她刻意做了那么多荒唐的事情，可是，在进门之前，你看看，她一遍又一遍地“拽板儿上衣的下摆”，要体面。这很叫人心酸的。刘姥姥的苦中作乐绝对没有“我就不是人，我就不要脸”这层意思。

张莉：所以，你要在意尊严。

毕飞宇：是的，我在意。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我如此在意这件事是在我和盲人朋友相处之后。我们相处了很久了，他们有一个推拿中心，我每天在推拿中心进进出出，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门内和门外是有区别的：门内很在意尊严，门外则不那么在意。我感到我抓住了什么东西，也许我夸张了，我就觉得我抓住一个时代的问题，也许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