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死了（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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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导。但是，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为天皇应该谢罪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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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重； 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So What？在封建时代，路上失控的一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四十年前，吉普赛人也是携老扶幼地进了集中营，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舆论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浪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权势，没有声音。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大陆的情况我不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国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那样的日子，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从来不见。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不久以前，柏林每日新闻的一个记者被解聘了。原因？他去采访了一个小酒店，酒店里人群拥挤、烟雾缭绕。他写的报导文章说，“酒店挤得像个煤气房一样”。

就是这么一个句子，他被解聘了。犹太人认为把煤气房和酒店相比，是有意蔑视犹太人的苦难，严重侮辱了犹太人。

这样的指控，在西方世界里，任谁也担当不了。

如果你懂日文，或许应该看看《恶兵》这本书。这是日本丛文社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日兵战争回忆录。王孝廉这样介绍《恶兵》：“作者森金千秋每在强奸镜头出现的时候，他的笔调便充满了一种性的刺激与兴奋。他用很详细而且夸大的笔调去强调中国女人的肮脏，他用下流的笔调去描写那些中国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行为，他并且以他自己的想法去形容和描写这些被强奸的中国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以及如何地钟情和留恋于强奸她的日本恶兵……书中出现的日本兵，虽然作者偶尔也写些日本军官的跋扈与野蛮，但作者却认为这些投身于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兵是勇敢善战的日本健儿，作者对书中主角恶兵三村正春是充满了爱意和敬意的。”（《春帆依旧在》，一九八○年洪范出版，一九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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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这是一本德文书，假定作者的名字是“汉斯施密特”，他写的是“用下流的笔调描写那些犹太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的行为……被强奸的犹太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留恋于强奸她的德国恶兵……”

你能想象后果吗？

我很希望王孝廉误读了这本书。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所说的只有十分之一是真的，换成欧洲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恶兵》这样的书几乎不可能在德国出版；真要出版了，后果就不仅于“解聘”而已。有自尊的犹太人不会容忍这样的民族污辱，有良知的德国人不会漠视这种寡廉鲜耻的心态……为什么中国人就无所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