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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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名叫耶诺的男孩，是我母亲最年长的哥哥，他一心想当音乐家，但是只加入了军乐队，由于失意，他在普拉服役期间饮弹自杀。他的音乐爱好犹如咒语，始终困扰着这个家族。大多数家庭成员都秉承了先人的艺术天赋。一个女孩绘画，另一个唱歌。我母亲同样有艺术才华，走火入魔地迷恋音乐。她的另一位姐姐远嫁维也纳，将音乐天才传给了她的孩子们，那位姐姐有六个女儿，其中有一位至今仍是世界知名的舞蹈家；其他人不是靠着音乐谋生，就是为了音乐活着，有的作曲，有的教学，有的演奏。音乐是生活的顶级元素，人们逃遁其中，音乐强迫我们和后代们追随它步入高尚的帝国，听从内心的意愿。在童年时代，我听过并且学过音乐，曾想当一名职业音乐家。或许正因如此，我才听音不准。小时候我听音乐听腻了，以至于长大后我下意识地逃离了音乐帝国，尽管有的时候我对自己失去的东西惋惜不舍，但是出于羞恼和焦虑，我依旧远离了各种音乐。有一次在巴黎，我偶然听了一场交响音乐会；当音乐响起，我感到一股荒诞可笑、无法排解的烦躁不安，最终我不得不中途退场……我始终不能理解那位由于未能当上音乐家而开枪自杀的耶诺舅舅。在我看来，音乐是一种惩罚，指法训练时，每当我用错误的指法敲击琴键，母亲就攥着一根藤鞭坐在我身边敲我的指甲。直到今天，我一听到音乐——毕竟我还是想听，就像一个想家的流亡者——就会在心里自说自话：你看啊，其实并不那么疼。

一个儿子开枪自杀，因为没当成音乐家；另一个儿子中学肄业，因为想干屠夫这一行。这个家庭真的很奇特。耶诺的弟弟德热，已经上到了六年级，但是脑袋一热，向我外祖父表示，他必须放弃人文科学，因为除了屠宰行业，他什么都不想干。外祖父是个严肃、公正的人，他叹了口气，第一次说他需要些时间想一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和权衡，外祖父把德热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聊了许久，之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在当时，打孩子是一种普遍接受的教育手段，扇耳光就跟祈祷或勤奋工作一样，属于日常性的工作范畴。第一次打孩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或日常意义，父母和老师大打出手只是出于演练，只是遵循传统。打完之后，外祖父说，这件事他已经想通了，德热选择自己的职业没什么错。十六岁那年，德热揣着六年级的肄业证书很快去了布达佩斯，在一家屠宰场当学徒。

我跟这个怪人只见过两面。家里人提到他时都压低嗓音，仿佛在谈一个疯子。在我看来，这个孩子很健康，是个稀有之人，他不仅敢于而且知道怎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试想，假如德热当时没有“脑瓜一热”地异想天开，而是读完中学，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当一名公务员，徘徊于对他来说不仅陌生而且反感的阶层里干他不喜欢的职业，那将会多么可悲可怜！也许德热会变成一个具有病态倾向的危险分子！幸好，德热顺其自然地成了一个简单、勤劳、知足的人，他按时成家，开办商店，把几个女儿拉扯成人，等到自己命数已尽，带着基督徒的平静和谦逊安然辞世；不管怎样，德热都跟家族里其他的男性成员一样继续活着。当然，那些试图融入上流世界、渴望社会名声的家人永远不会理解德热的逃跑。“工厂主”的儿子，眼前是通向上层社会的阳关大道，可以靠名衔和学位跻身于贵族行列，可是现在，他不仅还要靠手艺过活，而且跟屠夫一样满手血腥。谁会理解这个呢？或许，德热对“贵族阶层”有一点恐惧。他抱着手工艺者的傲慢做出这个决定，逃开那个让他感到陌生、充满繁规琐矩的另一个世界。的确，假如他无论如何都想当一名手工匠，也完全可以接过我外祖父的木工作坊。但是，屠夫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有着更特别的吸引力。如果真有“使命”一说，那么毫无疑问，德热是一位天生的屠夫。童年时代，他就跟弟弟和学徒们一起玩“屠宰”游戏。听我母亲讲，德热将楼里的孩子们召集到庭院内的一个角落，让他们脱光衣服，在他们的背上和屁股上撒上盐，然后用一把从厨房里偷来的大宰刀将受难者凌迟碎剐。孩子们就像受惊的羔羊，忍受着这出古怪的游戏。这个游戏每个月都会上演一次。结婚时，德热已经当上了屠夫，他从婚礼现场拔腿溜走，撇下喜宴上的客人们，穿着燕尾服，戴着圆顶礼帽，跳上马车，直奔屠宰场。他脱掉新郎官的漂亮礼服，兴高采烈地宰了一头公牛，然后又悄悄溜回到宾客之中，回到毫无察觉的新娘身边，他的脸由于快乐而涨得通红。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在挽联上写道：“情人，温情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这也是事实。出于本能，德热意识到了危险，并且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