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作品》：时代和社会（第2/3页）

这一意大利文版本没有包括原来的《开放的作品》的整个第二部分，即关于乔伊斯的那篇长文，这篇长文后来单独成书出版。作为补偿，这一意大利文版本收了另一篇长文《关于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这篇文章1962年年底在《梅那波》（Menabò）第5期发表。这篇文章的根由很久远也很富有传奇意味。维托里尼（Vittorini）主持将《梅那波》第4期编为关于《工业和文学》的专辑，但这里的意思是，非经验主义派作家们讲述关于工业生活的故事。后来，维托里尼从另一个方面出发来论述这个问题：工业现实如何影响写作方式——或者说，实验主义这一问题，或文学与异化，或语言如何反映资本主义的现实。总之，这是一大堆问题，对待这些问题的方式在当时恰恰是“官方的”左派所不喜欢的方式，这样的左派还是克罗齐式的、现实主义的。（这里可以顺便提一句，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维托里尼来到阿尔德罗万迪书店，腋下夹着特鲁贝特科伊的唱片，一副结构主义的含糊表情……）就这样，一方面我设法使维托里尼同下一期《梅那波》的一些撰稿人接触（有桑圭内蒂、菲利皮尼、科隆博等人，对他们的文章我还写了简短的序言）；另一方面我在准备我自己的文章，这些文章差不多就是妖魔鬼怪。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说对于维托里尼来说很不容易，这是他的一项勇敢的行动，所有的老朋友都指责他的行动是一种背叛，他不得不为正在编辑的这一期杂志写几页导语（我记不起是他还是卡尔维诺笑着说这是必不可少的“纱布绷带”）。这又引起激烈争论，后来在罗马举行了一些讨论会，“实验派”的朋友们、一些作家和画家发言，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同未来主义时的情况不同，我们进行的是自卫，因为人们认为我们很坏。我记得，维托里奥·萨尔蒂尼在评论我在《梅那波》上写的关于《快报》（Espresso）周刊（当时这家周刊是实验文学的堡垒）的一篇文章时，抓住我的一句话不放，我的那句话赞扬了桑德拉尔（Cendrars）的一首诗，在那首诗中，桑德拉尔将可爱的女人比作雨中的交通信号灯。在讨论会上我回击他说，对于这样的批评，只能作出这样的回答：让他的姐妹来找我吧。这就是我说的当时的气氛。

从1960年开始，安德烈·博科雷可列夫就在为《新法兰西评论》（Nourelle Revue Française）月刊翻译《音乐会见》的文章。他读到了《如此》杂志上的文章，当时这一杂志刚刚出版，对意大利的先锋派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开始联系。1962年，《如此》杂志分两次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的摘要，这篇文章就是后来收入《开放的作品》中的关于乔伊斯的那篇文章。《新法兰西评论》月刊上刊出的那些文章也引起了入门出版社的弗朗索瓦·瓦尔的兴趣，他希望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之前我先翻译出来。于是，翻译很快开始，但用了3年的时间，修改了3遍，瓦尔几乎是逐字逐句在认真推敲，甚至就某一行给我写3页纸的长信，提出很多问题，或者是我到巴黎去与他进行讨论，就这样来来往往一直持续到1965年。那是一次从各个方面来说都非常珍贵的经历。

我记得，瓦尔对我说，他感到很有意思，我探讨的问题是从信息和美国语义学［莫里斯（Morris）、理查兹（Richards）］出发的，法国的语言学家们、结构主义者们对他们也很感兴趣。他问我，是不是认识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甚至对索热尔（Saussure）我也只是因好奇而略读过一些其作品［偶尔看过一些，贝里奥对他很感兴趣，是因为他的音乐节目而对他感兴趣。我相信，他甚至抄下了索热尔的《河流》（Cours），这本书还在我的书架上，我一直没有还给他］。就这样，在瓦尔的催促之下，我开始研究那些“结构主义者”［自然我已经认识巴特（Barthes），他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朋友，但他最后是在1964年作为一位符号学家和结构主义者而出名的，在《交流》（Communications）第4期发表了他的作品］。对我最大的三大冲击差不多都是在1963年：列维-施特劳斯的《无法交流的思想》、雅各布森（Jakobson）在《子夜》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苏联的结构主义者的作品［托多洛夫（Todorov）的作品还没有翻译过来，当时只有厄利克的那本经典著作，现在我正在为邦皮亚尼出版社翻译］。因此，在1965年的法文版本中（后来是在这一意大利文版本中）加进了很多涉及语言结构问题的注解。但是，《开放的作品》是在另一种环境之下写成的，尽管我后来在修改中加进了“语音和语义”，但这一点仍然可以看出来。我把它看作前符号学的工作：涉及的是我到现在才开始慢慢接触的问题，在学习了一般符号学理论之后才接触的问题。在认识了《符号学初步》（Elements de sémiologie）的巴特之后，我再也不会对《文献的欢乐》（Plaisir du texte）（这自然也是一本重要著作）的巴特那么满腔热情了，因为他认为他超越了符号学问题，将它引导到了这样一个点，我正是从这一个点作为出发点开始起步的（他当初也是在这一范畴内活动的）：说明一篇文章是一部使人享乐的机器（正如后来说明这是一种开放的经历一样）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问题在于将这架机器拆卸开来。我在《开放的作品》中做得很不够，我只是说存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