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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这个在谎言与真实之间瞎混了二十几年的女人，要拉拢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在真与谎之间陪着我混，首先是不可能，其次是太歹毒。因而等我回到牧师家，见到正在厨房烤巧克力饼干的牧师太太，心里划过一道罪过感。她穿着连袖子的大围单，面颊上、鼻尖上都蹭了面粉，两手举在空中，手指上的巧克力酱使她看上去像正在玩尿泥的孩子。她见了我就说：“你没忘吧？”

我本想溜过去，这下来不及了。我当然没忘：两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我前前后后对她下了多少次保证——我怎么可能忘？！

“真抱歉……”

“那可不行。”她板下脸。“圣诞前你就保证过。”

我笑了笑。那种对自己的无赖行为完全认账的笑。我想告诉她，圣诞前我揣着一千块钱，差点就把欠的一屁股债全还清了。我当时就是一念之差，感觉怀揣一千块去过节多少气粗些。完全没料到劳拉在几小时内就灭除了我那菲薄的宽绰，将我还原成一个本色穷光蛋。但我想还是算了，这时拉个劳拉来垫背，只会在年轻的牧师太太眼前更进一步确立自己的无赖形象。

“再往后延一个礼拜，行吗？”我说。

“不行。”她真动了怒，脸迅速红起来，鼻子红得最饱和，使蹭上去的白面粉显得更白。这样的喜剧面孔光火颇滑稽。

“那么，能不能再给我三天？”

“我跟你提前那么长时间就讲定了。”她一步不让。

“两天，好不好？”我想两天内只要能找到那个“人类脏器掮客”，说服他先预支我一笔钱，我说不定还有希望改善我和牧师太太的关系，摘掉我的“无赖房客”帽子。当然，说服那位掮客，也将是天大的难事。他可能会迫使我在将来的卵子交易上给他一个丧权辱国的折扣。不过有两天时间，我总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把房租补交上。

牧师太太的样子是要哭出来了。她把目光慢慢从我脸上挪开，去看自己的手。然后她开始搓手上干固的巧克力污垢。她在想：我当时可真瞎了眼，竟会挑中她做房客，竟没看透她会文绉绉地持续耍赖。

“可是，可是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准备了一下午！哦不，我准备了好几天！从星期一我就开始给我表姐打电话——她那里有最棒的巧克力饼干配方。一直到昨天晚上才跟她通上话。”

我想我怎么不懂她在说什么。一般我在自知理亏的情形下英文理解能力就变得极其差劲。眼下我不仅自知理亏，而且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厚着面皮再将理亏的局势撑持下去，至少撑持到能和“器官掮客”扯皮扯出个好结果来。这样我只听得懂牧师太太话语的所有单词，完全不懂这些发音串连起来所含有的意义。我这人就这点好，所有难听的话、刺耳的话、指控性的话都在我急剧下降的英文理解力中不产生意义。比如在圣诞前夕碰到那个老太太，她请我“滚回亚洲去”，这一串语音进入了我的左耳，通过我徒劳却奋力蠕动的知觉，完全未被消化因而原形原状地从我的右耳被排泄出去。因而“滚回亚洲”这个完美清晰的英文句子，在我的非理解中成了非语言。我此刻听着年轻牧师太太的指责，她那红唇白牙吐出的最基础程度的单词，同样是囫囵地进入我一个耳朵，马上又润滑地出了我的另一个耳朵。在她眼里，我这个信誉扫地的异族女房客对她大瞪着眼，像个努力读人嘴唇的聋子。

我的理解力是随一声淬然的电话铃康复的。

我得救一样扑向电话。或许牧师太太张了张两只沾满巧克力的手，表示她无法接听电话，因而拜托我替她去接。但我无法确定她是否给了我任何委派的暗示。总之我从那密不透风的指责中突获大赦。电话自然不是打给我的。我把话筒递到牧师太太手里，便趁机往外溜。原本我从外面横行的风雪中逃进屋内，眼下只能打“UTURN”再逃进风雪。还有两天就是我的期终作业限期，但我必须穿越整场稠密的风雪去找“器官捐客”，即使和他的勾当一时成交不了，我至少也得躲入风雪，混到晚上十点之后。我得依赖牧师夫妇的准时性：他们在没有黄昏而黑夜直接更替白昼的芝加哥冬天，做爱时间一般迟不过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