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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啊。”我挎着“五四”手枪,军装口袋揣着特别通行证,它能让我在登上任何一列火车时将它往列车长眼前一晃,说:给我弄个卧铺。那种“老子上前方打仗”的耀武扬威感觉还是挺棒的。

“有畏惧感就证明你潜意识里有反战情绪。”

“噢。”

“你认为你有反战情绪吗?”

“我倒不反战。我比较讨厌那一大群采访者。他们到了野战医院就把好吃的都吃了,好喝的全喝了。”

“都是些什么采访者?”

“什么采访者都有,冒牌的也有。”

大脸蛋倏然向我面前凑近一些。

“你是指冒牌的?那他们真实身份是干什么的?”

“他们真实身份是观光客。他们上前线是去观光的。”

他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或者俏皮得不是时候。

“你不认为他们中间有些是情报人员?”

“不会。”

“为什么?”

“智商差了点儿。”

“哦?你们中国什么样的智商可以做情报人员?”

“不太清楚。”反正你这样老跑题肯定不行。

“你认为你的智商够不够呢?”

“够什么?”

“够情报人员标准。”

“大概不够。”

“你很谦虚。”

“哪里。”

“你一共在前线写了几篇所谓的报告文学?”

“写了十来篇。”

“全发表了吗?”

“没有。”

“全没被发表?”

“没被全部发表。”

“哪一类的没被发表?”

“比方有这么一篇:一个年轻士兵是个孤儿,十九岁,他是他的老丈人把他养大的。他老丈人指望他到部队出息出息,见见世面,混成排长连长就回去娶他女儿。结果他上前线第三天就给地雷炸伤了。伤得没法娶他老丈人的女儿了。”

“为什么?”

“他反正是没法让女人生孩子了。”

“……噢,我说呢。”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对不起把他养大的老丈人。后来他就服了一百多粒安眠药。他在前线表现得非常英勇,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你专门写这种事?”

他靠回到椅背上,觉得我若说的是实话,那可没什么劲。

“我对这种故事比较有兴趣。”

“为什么?”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我这个美国动作做得够不够纯正。他端起纸杯子,喝了一小口水。他想这个女人大概没什么审头,她没干过几桩上台面的事。这回轮到他偷看一眼手表,轮到他觉得日子难熬了。

“圣诞节真是很累人的一桩事。”他说。

“没错。”

“你们在中国过圣诞节吗?”他开始清理桌子,准备下班。

“现在时髦的年轻人都相互寄圣诞卡片什么的。也有人会弄棵圣诞树。”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在北京一块儿去的那个圣诞晚会,有圣诞树没有?”

这小子原来很阴险。

“我没有跟安德烈·戴维斯一块儿去过圣诞晚会。”

“那你和他一块儿去了哪里?”

“我在北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世上有个叫安德烈·戴维斯的美国外交官。”

“难道我记错了?你不是说过你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是在一个很大的圣诞晚会上?”

“我没有说过我和戴维斯在北京见过面。”

“那你说过你们俩在哪里见的面?”

这个表面憨厚的家伙绝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弱智。他把我脑子搅成了一锅糨糊。我一时竟想不起我曾经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不过根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当时多半讲的是谎话。可我的谎话我现在要背诵不下来,事情可能对我不利。

“我们当然是在美国认识的。”

“在美国什么地方?”

“我到现在都对美国地理很无知。何况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是在马里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