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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对我说:你别信他。把人变成实验白老鼠,你想付什么价你才够本?付什么价也不够本。

我问海青:那他们让不让你出门?

里昂说:你想省得租房子是不是?

海青说:你别问他们,自个儿溜出去,谁知道?

我说:我每礼拜有三天得去学校……

里昂打断我:你想想,他们往你身体上用这药用那药,就是允许你去上课,你上得了吗?就是上得了,你敢去吗?万一药物反应不对劲,就是性命一条。

海青说:别理他。我常常溜出来。有回特逗,他们给我们用一种喷在鼻腔里治头痛的药。里面有毒品,不是大麻就是可卡因什么的。我用完觉得特来劲,连流浪汉看着都特英俊!连那些医学实习生看着都不那么烦人了——平常你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没劲!我就想,这种状态可太稀罕了,太利于搞创作了。我就溜了。结果刚一坐到地铁座位上,就过去了。

里昂看着我:美国你别想挣好挣的钱。

我还不死心,问:一次实验多长时间?

十天吧。最多十天。

我想十天帮不了我什么大忙。不过或许挣的钱就够我租房了呢。

王阿花告诉我,上次海青是做麻醉药实验,到现在舌头尖还残存着麻木。因为那种麻醉药是专为牙科洗牙,补牙,镀牙表层珐琅用的,必须麻醉得非常彻底,而麻醉范围又得缩到最小。

她说到这里叫海青张嘴、吐舌:海青的舌头上有块黑紫的淤血。那就是因为他舌头给麻醉到现在还没醒的恶果:他吃东西一急就咬上去。

里昂说:这你说不定能告他们。

什么说不定?我告他们告定了。就是手里没钱,请不了好律师。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律师。

就是上回你假造车祸请的那位?那个不行。

怎么不行?他不赢官司不收钱。

那家伙不行。先跟你合伙坑保险公司,再回来坑你。那种人属于干点小缺德小丧良的事还行,让他拿下大案子,不灵。我这案子,我找过律师咨询,弄好了就成百万富翁!你想想,等于弄死了我半条舌头!

半条舌头你想敲一百万出来?懂不懂美国法律?你这行当又不靠舌头挣钱。你要是个厨子,或者饮食评论家,要不就是评估酒的专家,他们害得你丢了半条舌头,你的专业水平就要受影响,说不定饭碗都砸了,那他们才管赔你。他们赔的是你后半生有可能挣到的工资、奖金,你有可能用工资、奖金余下的钱买的股票。我上回一个肾才值五万块,你一条舌头就想成百万富翁?

那是啊——一个人只有一条舌头,但肾倒有两个。阿花,你看我还没成百万富翁,里昂就妒忌得脸绿了。

王阿花不理睬他,对我微笑一下,说:都喝多了。

我说:没错。

里昂突然回头看我一眼。他希望我不是真心这样认为:他是酒胆撑着而把我的手搁在桌面上爱抚。

我也看他一眼。他的脸因为微醉而潮红,目光也因为醉意而更加锋利。不醉的里昂对自己锋利眼光有所顾忌,总是让浓黑的睫毛半垂,压去一些光芒。他现在不再为别人着想了,随目光刺来刺去,冷光凛凛。不知为什么,我刹那间想到了安德烈。他那暖洋洋的和蔼双眼,那种暖洋洋的深褐色。我在这一瞬感到强烈的想念。随这想念而来的,是对握在里昂手心里的手感到困惑。我想,这是我的手吗?……不,不对,我在想,这样一雌一雄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是什么名堂呢?……也不对。我想的是我和里昂究竟谁主动伸出手的。……不不不,我没有想这个。我什么都不敢想。里昂没有给我机会、理由去想。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发现到美国来之后,绝大部分想法都是稍纵即逝。如同盛大酒会上的客人们,从你眼前一闪,首饰珠宝蓝眼红唇葡萄美酒夜光杯云想霓裳花想容,随即便消失了。人家从你面前闪过,你也从人家面前闪过,人家说:你好吗?你回答:好极了,谢谢,你怎么样?来不及了,那人绝对不给你时间把话说到此处;你把一个问候做圆满就有点死追硬赶、死乞白赖的意思了。你不可以追随一个话题、一个谈话对象就像你不可以追踪一缕思维,一片想法一样;追踪下去,结果是你自己的迷失。这是此社会在动乱中保持死水一潭的物理奇象。你必须跟所有人在错过中保持静峙,在冲突中保持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