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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书要我问你好。”

“替我问她好。”他滴水不漏；难堪、意外、狼狈、措手不及，一概不漏。

“你还是自己问她好吧。”反正你给她打长途电话既拿薪水又花国家的电话费。

我笑出一个颇厚颜的笑，想到阿书果真把他拉下水的情形。

他也回了个同样厚颜的笑，被同样的念头激发的：阿书特意换上风骚短裙，对他左一个眼风又一个眼风，抽象地吃了他一回豆腐，具象地请他吃了一回豆腐。

下了课近十点钟。我把两封事先打印好的推荐信塞到格润教授和翰尼格教授的信箱里。所有教授的信箱就是一个大方格中的无数小方格，每一小方格上印着小极了的姓名。不按字母顺序，按一个暗中被认定的主次排列，因而非常难找。这暗中的主次地位，暗暗在系里所有学生，所有教、职员心目中确立，我选的这两位教授，都应该属于成就不显著，却也不是显著低能的。他们该被排列在中间地带。果然，我在非优非劣的一带找到了他们的名字。这是两封措词一模一样，内容一模一样的信，是推荐我拿奖学金的。我跟两个教授事先商量过，他们都说不介意我自吹自擂，他们会一个字也顾不上读，只在签名处签上他们的名字。

乘电梯下楼时，我对着电梯里的锃亮的不锈钢墙壁理头发，看见一行圆珠笔写的小字：“大麻能让你放屁放出彩虹”。毫无道理地，我突然想到在推荐信上我把“精彩”、“杰出”这类词用在自己头上，是不是无耻了点？除了“精彩”“杰出”的学习成绩，还有“罕见的写作天分”。我罕见吗？在教授眼里，一个二十九岁的中国女人操着时态混乱的语句在课堂上口述故事，大概够罕见的。但“天分”呢？对这个时态上毛病百出的人，“天分”帮得上多大忙？电梯显示器的数字在一声声短促的鸣笛中下降，我突然浑身潮热，所有汗毛孔同时扩张，泌出汗珠。我发现自己的食指摁在上升键上。电梯昏昏然地升上去，却在第十层停了下来。门阴险地缓缓打开，一辆巨大的垃圾车被塞进来，狭小空间立刻消失了百分之九十五。半分钟过去，电梯警铃响了，垃圾车仍是无所从属地拥塞在电梯门口。“罕见的文学写作天分”使我一身一身地出汗。我这才明白这些教授们狡猾得可恶：他们让被推荐人自己写推荐信。人在自我吹嘘时的厚颜程度毕竟有限，否则就会像此刻的我一样臊得活不下去。因而那点可怜的奖学金额数不会造成学生之间太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教授们真油啊，他们把希望建筑在我们的廉耻心和自轻自贱上。我把两个掌心紧贴在冰凉的金属电梯壁上。却仍是无望将我浑身的燥热镇下去。这些流氓教授们就是要我为自己冠上的“杰出”和“精彩”无地自容；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形容词在此刻都会成为自我羞辱。

我从垃圾车旁边挤出去，跑到走廊末端，这里的一扇门通防火楼梯。我听着自己的古老皮靴在防火阶梯上“嗒嗒嗒”地攀登，踏出荒凉的回音。文学系在第十六层，系办公室的门十点钟关闭，我得赶在它关门前把两封推荐信收回，然后再到电脑上去删除“杰出”“精彩”之类的词汇。

上到第十六层，就见一盏盏灯正在熄灭：自动熄灯器在十点之后开始熄灯。我大张着嘴喘息，整根喉管干成了一眼枯井。只好明天一早来取信，系办公室九点开门，系里最早的课也是九点开始。无论如何，我得在格润和翰尼格到达之前把那两封信取回。

地铁站口关上了两扇朝北的门，为预防暴风雪。我小跑着往南边绕，白天被踏烂的雪这时冻结成冰，大片无序的凸凹，我的步履便踏在无数歪曲细碎的齿锋上。脚上这双靴子的前任主人或许不必在如此的雪地上起舞般行走；她的纤纤秀足在菲薄的鞋底与鞋面之间，在六十年代的“林肯”或“福特”车内和着JOanBaez或CatlySimon（两位都是六十年代的女流行歌手）的节奏踏动，那时的一双脚为活着的舒适感到幸运或无所谓；那时的一双秀足以它们的形状永远地把轻盈婀娜的步态留在这双靴子里，三十多年后为万里之外来的异国女人制定着步履；那优美婀娜的幽灵此刻同形状迥异的这双异族之足一同受罪。她在三十多年前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双秀丽皮靴的归宿；她绝想不到它们曾经的所有非功利、唯美的属性，它们引以为荣的华而不实之处，在三十年后终于被看透，被定罪为华而不实。她是否还活着？倘若活着她会在哪里？是坐在残喘的壁炉边微醉地想到三十多年前一小截情史；她穿着这双靴子在爵士吧里强作痛苦地扭动甚然发现一束钟情的目光？还是躺在暖洋洋的鸭绒被里昏昏入梦，而在她无边无际的辽阔忘却中，藏纳着她对于这双皮靴的彻底忘却？……每一件来自旧货店的物品都如此的暧昧与丰富。劳拉却绝不会要这一份暧昧和丰富。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中，任何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要这份暧昧、丰富。谁都宁愿要三十块钱一双的尼龙棉靴，带厚厚的防滑胶底。再要个性、再不愿牺牲风度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双优美婀娜的皮靴，而选择芸芸众生的尼龙棉靴。而我却没有选择。我拿不出三十块钱，只好忍痛优美啊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