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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梦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十六岁一个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