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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地发现,他苍白的五官十分俊秀,窄长的鼻梁下,一副严酷的嘴唇,再往下,是略向前翘的下巴。我发现自己看他看得很细,连他右眼下面一颗很小的痣也看见了。看着看着,我笑了一下。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三更半夜对着一张陌生的男人面孔色迷迷地笑一下,算是什么意思?

他马上还我一个笑。他笑起来露出一口女孩子的又小又齐的白牙齿。

我想,可以了。我马上合上字典,拿起笔,刚刚查过的两个生词,忘得十分干净。我朝着笔记本眨巴着眼,咬着圆珠笔屁股。在课堂上我最腻味别人咬笔屁股。除了我之外,几乎全班的人都会这一着。而这时我竟也犯这毛病,似乎要给这年轻的陌生男人看看:你看看我有我的要紧事要做;我做得这么专注,根本顾不上你的存在。我感到他的视线落到了我的笔记本上。我不愿他看见纸面上的空白,便从嘴上抽下笔。现在他的目光焦距又在我的笔尖上了。而笔尖仅点下一个黑点,随车厢晃动,黑点渐渐肿大。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我终于承认我并不打算写什么,我这套动作是虚拟,充满表演性。我在表演给一个陌生的亚洲男子看,看我思考起来多么有模有样,看我有副姣好的思考姿态。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的心竟这样不老实!

忽然,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做不出功课吗?

我抬起头,见他正看着我。

我笑笑。赶紧在纸上“刷刷刷”写下一行字:亲爱的安德烈……我头也不抬地说:不,我在写信。紧急中写下这样一行字是什么意思?安德烈和我从来是不通信的。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撂下来。五分钟后,我说: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他说:你的也说得很好。

我笑起来。这笑声是我十年前的。我一面笑着,心里便想,停止,可以啦!

又是五分钟过去,他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平常是不讲中文的?

我说:不知道。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平常不讲中文。

我九岁来美国的。

从哪里来的?

印尼。你呢?

从北京。他的手指又敲击起来。手腕上有条细长的伤疤。他之所以危险,我似乎找到了根据。他已经又转回脸去看窗外,但我很快发现他始终以玻璃的投影在观察我,正如我对他干的是同样的事。

他问:你住哪里?

艾文斯顿。你呢?

那你完蛋了,下不了车了。他平稳地看着我,手指敲得更激烈。

你什么意思?

你没注意?你乘错车了。艾文斯顿在你背后。他说。

这时车停在一个站台上,我一看,他是正确的,我的确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车。这是向南走的车,终点是芝加哥有名的贫民区。那里的夜晚游荡着许多孤独的人,凭空骂着大街或一声不响地狂怒,偶尔过路的人反而要夹着尾巴,忍气吞声,而正是人们对他们的躲避惹出他们满心仇恨。那区域维系着芝加哥的坏名声和阴惨凶恶的面目。

真倒霉透了!我嘟哝着向车门口奔去。车门却已关上,比我印象中关闭得果断、迅速。我心想这可是活该,遇上一个稍对胃口的亚洲男人,东南西北都乱套了。我转过身,车厢里的第三位旅客又抓紧时间对我笑一下;这副笑容由东倒西歪的牙齿和乱七八糟的皱纹组成。我赶紧避开他,去看那黑衣男子。他刚才也跟着我站起身,但没有离开座位,见我这时毫无出路地又回来投奔他,他笑笑,轻蔑和哄慰都有了。

他说:用不着那么害怕。

我说:你当然不怕。我心想,人家弄不好会怕你。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不怕了。他见我趔趄着,伸出手及时扶我一把。或许我先伸出手去找他的手。

告诉你,我也坐错车了。他见我眼睛猛一瞪,又说,真的,我住罗杰斯公园。也坐反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