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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个酒吧坐下时,已半夜十一点半。这是一家关门最晚的酒吧,打烊时间是凌晨三点。安德烈付了一笔疯狂的小费,要一个老酒保打电话雇计程车。计程车上,他一直攥紧我的手,不断地吻我。他要乘早晨六点的班机回华盛顿上班。空荡荡的候机大厅里,只有他和我俩人。他替我脱下外套,请我坐下。他的姿态手势神情都非常正式。坐定后,他从他仅有的行李里取出那份“外交官员安全核审表”。他表情正式地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我问他对不起我什么。他说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它内容。我这才注意到,他的两只极大的手捂住大半张纸,以免在我这里泄露了他国家的秘密。

我笑笑,说:我对你的国家的秘密完全无所谓,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我都得保密。

可我讨厌秘密。

你讨厌也好不讨厌也好,都不关你的事。我得遵守我的誓言。

好吧,你遵守吧。

对不起。

别对不起呀。

谢谢你的理解。

别客气。

我看见纸上仅有的两英寸空间中,那三项仅有的选择。①打算中断此关系;②打算将此关系转化为非正式的一般同居关系;③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我们都沉默着,他慢慢从西装内兜抽出一支派克圆珠笔。

他看着我,眼睛很大很大。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此刻很空白很空白。一个选择花掉他一千四百块,花去他在信用公司的最后的信用。他开始落笔了。他连夜飞到芝加哥就是要我看他这个简单的笔触:先向下摁去,再向上一提。一个钩打在第三选择上:“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

飞机起飞前,他将表格放回公文包。然后向机舱走去。在他半个身体已进入甬道时,他回身向我挥挥手,面部表情是烈士的,充满绝然。我也向他抬抬手。他抿嘴一笑。我使了使劲儿,却没笑出来。我突然发现他那身深灰色西装看起来非常昂贵。他稳稳向甬道深处走去,深灰西装合体极了,一派高档的朴素使安德烈很神气、很男人了。

我用下颏夹住电话,把一个鸡蛋在锅沿上磕碎,溜进锅内。接着又去磕第二个。厨房一股令人作呕的方便面气味和水浦蛋的气味。

“请别告诉我!千万别在电话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时制止了我。我原想把理查·福茨这个名字告诉他。

“你记住,”安德烈又说:“别在电话上跟任何人复述这场谈话。”

“那不是谈话,是审讯。”

“没错,是审讯。我很抱歉。”

“你抱什么歉?”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讨厌。你要记住你今天对审讯者说的每一句话。躺在床上,闭上眼,好好回忆一下,你今天讲了哪些话。把每句话都背几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这些人很难相处。处不好很讨厌。他们可以让任何人遇上倒霉透顶的日子。他们可以长久地、不伤和气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他们也拿他们自己没法子,就是这么个工作性质,靠麻烦人拿政府的钱。他们有什么法子呢?”

我们在电话里恋恋不舍,道了七八次晚安还舍不得挂断电话。似乎是身处绝境的一对恋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当彻底。这种孤绝感使我和安德烈变得很缠绵。缠绵到一锅方便面也煮烂了。

我将小锅里稀里糊涂的汤水倒进一只大碗,端进我的房间,关上门。如果房东不在家,我会连碗都省略,把面条直接从锅里扯进嘴巴。房东是年轻的牧师和他年轻的妻子。他们吃东西向来不被我听见,所以我也该识趣些,体谅些,尽量无声地拉扯面条。有时牧师妻子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一面无声无息吃着微波炉烹饪的墨西哥或意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见,她会脸也红起来。年轻的牧师夫妇或许把吃这项活动看成纯粹肉体的,相对他们从事的纯粹精神事业,吃这个肉体事务该放到私下里。就像他们的夜夜做爱,天天清晨在卫生间的各项清理,吃同样是不得已的肉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