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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是海滩上的,日光浴里的。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天壤地别了。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休止符)你现在讲的句句话(休止符)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