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手提箱诺贝尔奖演讲词（第4/7页）

事实上，我生父亲的气，是因为他没有过我这样的生活。他从不对自己的生活质疑，只是喜欢与朋友们或是亲爱的人开开心心地笑度人生。同时，我心里也知道，我的这种情绪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更多的却是忌妒。而且说是忌妒往往更为精确，但这也令我感到不安。这时候，我就会用一贯自嘲、愤怒的口气扪心自问：什么是幸福？渴望自己孤独地在房间内过着深刻的人生，就是幸福吗？或是在社会上享受着安适的日子，和大家一样相信，或假装相信同样的事情，就是幸福吗？隐秘地写作度日，却装出和周围所有人都和谐相处的模样，这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这些问题都令人极度烦躁不安。但我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观点，认为衡量美好生活的尺度就是幸福？人类、报刊，每个人似乎都相信，生活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幸福。难道这不意味着我们该有必要去研究一下，是否恰好相反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因为毕竟，父亲离家出走了这么多次，我究竟了解他多少？抚心而思，对他的忧虑，自己又究竟明白多少？

就是这些想法，驱使我最终打开了父亲的手提箱。是否父亲的生活中，有我所不知的秘密和痛苦，他只能通过写作来宣泄？一打开手提箱，它的旅行回忆即刻就浮现在我的脑海。我认出了父亲多年前曾给我看过的几个笔记本，但他对这些笔记本并未给予多久的关注。此刻在我手里的笔记本，大部分是他青年时代离开我们去巴黎后写的。我曾读过很多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传记，如他们一般，我也渴望知道，父亲在我这个年纪时，都写过什么，想过什么。但我很快就发现，手提箱里并没有我想要找的东西。最令我不安的是，在父亲的笔记本里，我随处可以听到一个作家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并非父亲的声音。它并不真实，或者至少说，这声音并不属于是我父亲的那个人。我担心，父亲在写作时就不再是我的父亲了。在这种担心之下，有一种更深的恐惧：我担心自己的内心也不够真实，我担心在父亲的写作中找不到任何可圈可点之处。在发现父亲明显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后，这使我尤为恐惧，甚至陷入了绝望。这绝望让我在青年时期痛苦不堪，使我对生活、对自身的存在、对写作的欲望，对我的工作都产生了困惑。在从事写作的头十年内，我对这种焦虑的感受越发深切。甚至在和这种焦虑抗争时，我有时仍然会担心，总有一天我将不得不承认失败——就像以前我对待绘画那样。并且，我担心自己会屈服于这种焦虑，终究也会放弃小说写作。

正如之前所说，我关上父亲的手提箱，将其搁置一边，主要是出于两种内心感受：被放逐到偏远地方的感觉，以及缺乏真实性所产生的恐惧感。当然，我并非第一次有如此感觉。在多年的读写生涯中，我总是不停地对其进行剖析、挖掘、深化，并了解其各种变化、意外后果、它们焦虑的末梢、触角，以及其多样的色彩。当然，我的灵魂，一直处在生活与书籍所带来的混乱、敏感问题和短暂痛苦的刺激之中，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而只有通过写作，我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有关真实性的问题（如在《我的名字叫红》和《黑书》中），以及生活边缘化的问题（如在《雪》和《伊斯坦布尔》中）。对我来说，作为作家，就意味着要承认我们内心隐秘的伤痕。这伤痕如此隐秘，以至于自己都几乎无法察觉。作家，就意味着要对这些伤痕进行耐心挖掘，了解它们，阐释它们；意味着要拥有这些痛苦与伤痕，并使其成为我们灵魂和创作中有意识的一部分。

作家谈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知道。发掘这种认识，观其成长，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也使读者能够在一个既熟悉又神奇的世界中漫游。一个作家把自己关在房中多年，不停地打磨他的艺术品，创造一个世界。这时，如果他能以自己的隐秘伤痛为出发点，那么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对人类都赋予了极大的信任。我的信心出自于这样的信念，即我认为所有人都是彼此相似，其他人也有与我类似的伤痛，因此他们终究会达成共鸣。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源自这种童真的、充满希望的信念，即人人彼此相似。一个作家持续多年将自己关在屋中，他正是以这样的姿态来暗指那单一的人性，一个不设置中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