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无名杀手之谋杀与侦探小说（第3/4页）

这篇专栏发表后不久，切廷·阿尔坦就写了一系列短篇侦探小说，即极普通的早期侦探小说，它们与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布朗神父》（Father Brown）系列风格相似。写了这些小说，他就不再相信，社会没有给予作家足够生活经验，而导致作家写不出侦探小说了。他将其当成一种极端决定论的观点予以抛弃。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想想他的另一观点：“每个人都知道某人是被谁，又是因为什么被杀死的。”如果你能想到，许多杀手都希望自己永远不被发现，那么你随即就会清楚，阿尔坦的这种说法并不总是在理。切廷·阿尔坦说，我们的文化中缺乏暗杀事件，而早在四百年前，奥斯曼政府（被那时充当守旧卫士的历史学家们称为经典年代）就极其关注无名杀手案件，并将它们写进了律法，为此他们付出了卓绝的努力。今天，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大臣艾布苏尤德大人曾是苏莱曼大帝时代最高的法律权威，他的判决成为西方意义上划时代的经典先例，因而一直光芒耀眼，对今天的许多裁决仍有影响。他常常会被人问起，究竟谁应该为无名杀手谋杀案负责。

问题：当四个村落彼此相斗，有人被身份不明者乱棍打死，谁该支付抚恤金呢？  

回答：最近的村落。

问题：如果有人在某个城镇附近被杀，杀手销声匿迹，谁该支付抚恤金呢？是整个城镇，还是住在附近、能听见死人惊叫的人们？

回答：那些住在附近、能听见死人惊叫的人们。

问题：如果在教会属地发现一具尸体，凶手销声匿迹，而房客又都在寓所睡觉（不在店里工作），那么谁该支付抚恤金呢？

回答：那些住在附近、能听到死者惊叫的人们。如果附近无人居住，就由当地财政部门——换句话说，就是政府——负责。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奥斯曼刑法对无名杀手谋杀案极为关注。国家也非常清楚，如果确定不了是何人所为，国家就应对这类罪行负责——换句话说，就得由国家来支付抚恤金。如果近旁人等不想对此负责，他就不得不亲自找到真凶。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可能不得不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每宗谋杀案负责，这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那些日子，为了避免对谋杀案负责，人们必须对周围的一切动静高度警觉，甚至到了妄想的程度。因为人人清楚，他有可能要对四周发生的谋杀案负责。因此，任何普通人都可能急切地追踪罪犯、杀手，这在情理之中。我个人通过观察发现，尽管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如今已达千万，但这种责任感和热切心，至今仍在这座城市大行其道。或许，你可以把它当做对已往抚恤金心存焦虑的余波，但在每个人都认为人人应当对任何事情负责的社会中，它所体现的道德观，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也会全心赞同。

不过，我们不想误导任何人，让他们觉得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今天的土耳其——在鼓励无名杀手谋杀案方面，居于世界之首，这还不包括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迫害，以及束缚言论自由和践踏人权。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推断出，大多数竞选人对人权问题的漠不关心，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然而我们很难解释的是，四百年前的人们，会因为要承担那样的连带责任，从而担心自己成为邻里的监护人，其代价则是支付抚恤金。如今，他们为何却对国家的禁书行为，以及拷打、折磨他们的近邻如此漠不关心呢？

我不想格外探讨或分析这种局势，只是想提醒你要警惕。这或许是因为，我并不想以一种文化缺陷来解释另一种文化缺陷。因为这些话题中，有些东西会扼杀我们内心作为诗人的特质。正如贝克特曾经说的，有时沉默似乎暗示着“没什么好说的”；而在另一些时刻，它意味着“要说的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