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席琳的惊讶（第3/4页）

奥古兹·阿塔伊（Oğuz Atay，1934—1977）是土耳其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从乔伊斯到纳博科夫等欧洲的实验派作家都曾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曾经这么说：“我是某物的复制，但我已将原物忘却！”可能存在真理的那个中心，原来离我们如此之远！大部分的非西方世界都已悟到了这一点。而我们却对自己的觉悟毫无知觉。如今，我们发掘的正是我们早已知晓的事物。

现代主义文学是对这种寻求真实方式的最后回应。它扎根于浪漫主义，意在追求纯粹性。但即使能在土耳其听到它的回声，那也是极为微弱的。我不能说我对此感到不安。如同芸芸众生，我此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只是等待某些事情的发生。

而如今我们握在手中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碎片。即使有一个柏拉图所憧憬的哲人国王，那么在选择彩绘墙面和化墙为镜孰优孰劣时，他也无法给出正确、合乎逻辑的解释。画家比赛的故事，有柏拉图著名的洞穴理论的痕迹。在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他们的文艺表现形式里，画家比赛的故事，或其他类似的故事或图像是原创还是复制，目前只有那些呆板的哲学家和艺术史家才会关心。我们一度认为隐藏得很远很远，远在帷幕和阴影之后的真理，或许已经完全消失。如果说真理存于某处，那么它一定是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我们将手中的图像和故事彼此分离，并使其脱离传统，而只要我们能够运用手中的这些彼此分离的素材，那么我会更加快乐。

19世纪小说对面貌和仪态的细致刻画，往往为寻找表层之下的基本真理提供了线索。叙述者或他笔下的角色，就像霍斯陆和席琳所做的那样，会踏上旅程去寻找这种隐藏的真理。隐含在面貌和事物背后的意义，会完整地从书中逐渐浮现出来。而这一点只有当我们读到故事结尾的时候才会发现。作品的意义——19世纪小说的含义，也就是我们和书中人物想要一道探索的世界的意义。这就是获胜的真理，带着大写字母T的真理[3]。

但随着19世纪小说的衰微，世界失去了意义和统一性。今天，我们着手写小说时，拥有的只是碎片，更多的碎片。这也可能是乐观主义的源泉：因为摆脱了等级观念，我们可以拥抱整个世界以及一切文化和生活。但它同样也会引起恐惧和困惑，使我们可资描述的内容变得更少，让我们把故事的中心推向了边缘。有人说这给叙事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新的视角，这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凭着手中的碎片，是无法完成通往意义、通往中心的垂直之旅的；相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平行而动。这样，我们不是走向世界隐藏的深度，而是探讨广度。我很喜欢去搜寻更多的碎片，搜罗未经讲述的故事。这一片新大陆，充满了被遗忘的，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的故事、历史、人物、事物。这一片土地上有多少声音等人去聆听，有多少故事等人去讲述。这片大陆是如此广阔，人们对它的了解是如此之少，因此用“旅程”一词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但是，通往文本潜在含义的旅程仍然挡在我们面前，它需要每个人付出努力才能完成。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个人化，因为我们既没有治病的良方，也没有导航的罗盘。文本的深度就在于它的复杂性，以及对这些碎片的坚毅处理。让我们以第三个故事来结束这场讨论吧。它很简短，也极富个性。

我一直在写一部关于某些细密画家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奥斯曼细密画的古典时代。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度对霍斯陆和席琳的故事那么感兴趣的原因。这个故事在伊斯兰和中东文化圈非常流行。因此细密画家也常被召入波斯和奥斯曼宫中，来描绘这一故事。我最感兴趣的，是席琳望着霍斯陆的画像，坠入爱河那一幕。画家画这个场景，所描绘的不仅仅是席琳和她周围的景物，还要画一幅画中之画：即席琳坠入爱河的情景。这样戏剧性一幕作为故事的组成部分，和故事本身一样受人喜爱。我在很多书籍、复制品，以及博物馆里都看到过它。但看着它们，我总是有些不安：仿佛总是少了什么，我觉得自己也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