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安德烈·纪德（第4/6页）

1862年，愤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布，博爱精神已经离弃了法国。他接着还概括了“大体上的法国本质和……西方本质”。当他把法国等同于西方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纪德没有区别。坦皮纳的观点也一样。不过，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法国和西方的愤慨日益强烈，反而带着一种迷惘、某种程度上因负罪深重而生的敬意。现在，我准备回答我先前提到的问题：去崇拜一个嘲讽你所生活的国家及其文化、文明的作家，可能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思想的两种状态——蔑视和崇拜——紧密地连在一起。从我的窗户望去，欧洲是一种两者兼容的思想。在我看来，欧洲或者西方，不是一种充满阳光、启人心智、宏伟灿烂的思想。我看到的欧洲，是一种紧张对立，一种出于爱和恨、渴望和羞辱的激烈对抗。

我不知道纪德在天真地宣布自己的法国、自己的西方文明为“一切中最美好”的事物之前，他是否非得去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跑一趟。但是，纪德眼中看到的伊斯坦布尔，是一种和他自己的文明完全不同的东西，对此我深信不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化的奥斯曼和土耳其知识分子像纪德一样，一直相信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都是与西方毫无联系的地方。但是，对令纪德感到烦心、鄙夷的地方，他们却怀有崇敬感和归属感，这使他们陷入了身份危机。当他们像坦皮纳一样过分认同纪德时，他们被迫在沉默中放弃了自己对欧洲的诋毁性评价。当他们站在欧洲边缘时，在东西方力量的撕扯下，他们被迫比安德烈·纪德更加相信欧洲。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纪德嘲弄性的评论并不妨碍他对土耳其文学产生强大的影响。

我认为，西方并不是一种概念，不能通过研究创造了它的历史和伟大理想，就对其进行探讨、分析或者加以恢宏放大。它一直是一种工具。只有在将它当做工具时，我们才能进入“文明进程”。我们渴求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不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欧洲见到了它们。我们用欧洲的威望来证明自己要求的合理性。在我们国家，欧洲的概念使诉诸武力、激进的政治变革、无情的割断传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大家认为西方强调上述的欧洲概念，反映实证功利主义。有了这样的想法，很多东西，包括从增加妇女的权利到违反人权，从民主到军事独裁等等，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在我整个一生里，我看到我们所有的日常习惯，从餐桌上的举止到性道德，都受到了批判，发生了变化，因为“欧洲人是那么做的”。这些事情我反反复复地在收音机上听到，在电视上看到，还曾听母亲说过。这种论调不是基于理性，而是排斥了理性。

坦皮纳听到纪德获诺贝尔奖时喜不自禁。如果我们能记得，西化知识分子依赖的是一个关于西方的理想，而不是西方本身，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了。一个像坦皮纳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即便他是为传统文化、古代音乐和诗歌，以及“前辈们的敏感性”的消失而感到遗憾的那种人，他也只能批判他自己的文化，只能从保守的民族主义转向具有创造力的现代状态。他非常执迷，坚信理想的欧洲或西方是一个神仙的世界。至少，这种迷执使他能在两个世界之间打开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批评空间。

另一方面，如果认定了西方具有神话式的形象，那么连坦皮纳这种深沉而复杂的作家也会像纪德那样天真而庸俗地将西方文明理想化，正如纪德所言“西方文明是最美的”。这样的欧洲梦离不开一个矛盾敌对的他者。西化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知识分子未能公开反对纪德那些粗鲁、侮辱性的言辞，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种默默的负疚感，一种连他们自己都可能没有认识到的负疚感。他们有可能私下里同意纪德的观点，但是却把这种想法掩藏在锁住的日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