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阿瑟 · 米勒国际笔会讲演词（第2/2页）

我向来难以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我的政治判断，我觉得很做作，似乎我在说的事情不是很真实。这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把生活的想法转成单一声音的音乐和单一的视角。而我毕竟是一个小说家。我生活的世界，有些暴政和压迫的受害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突然变成压迫者。但我知道，保持坚定的信仰本身是很困难的，有时坚定的信仰本身就是背信弃义。的确，我还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时有矛盾对立的想法。写小说的快乐就来自于探讨这种很特别的现代思想状态——人们总是自我矛盾。因此我相信，言论自由非常重要。它让我们能够发现生活中被社会所掩藏的各种真理。同时，我从自己个人的经验认识到，我先前提到的耻辱和自尊，也有它们的作用。

让我再讲一个故事，它也许能解释二十年前我带着米勒和品特参观伊斯坦布尔时，我所感觉的耻辱和自尊。在他们来访后的第十年，我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我事前可没想到情况会这样。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巧合、良好的愿望、气愤、负罪感和个人的忌妒，而根本不是因为我写的书，因为实际上，这与言论自由有关。大概就在此时，一位印度作家，赶到伊斯坦布尔来拜访我。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是联合国派驻我们这里的言论自由报告团成员。碰巧，我们也是在希尔顿酒店见面。刚在桌前坐下，这位印度绅士就问了一个问题，那问题至今仍在我脑海里奇怪地回响着：

“帕慕克先生，你希望在小说中探讨你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却又避免卷入其中，是害怕受到起诉吗？” 

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沉默。我被他的问题难住了，于是想啊想啊想啊。我陷入了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绝望。很明显，联合国来的这位先生想问的是，“考虑到你们国家的禁忌、法律禁令和高压政策，你的书里还有什么东西没说出来？”但是因为他——也许是出于礼貌？——已经要求坐在他对面的这位热切、年轻的作家就自己的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缺乏经验的我只能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他的问题。十年前，和今天相比，更多的题材被法律和国家的高压政策所禁止。当时我把那些题材一一想遍，却没发现任何我想“在小说里”进行探讨的题材。然而我知道，如果我说，任何我在小说里想写的东西我都可以谈，那么我又在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因为，此前我已经开始经常吵吵嚷嚷，谈论我小说“之外”所有的危险题材了。甚至，就因为那些题材被禁，我不是还经常生气地幻想着要在小说里写那些题材吗？考虑完这一切，我立刻为我的沉默感到羞耻，然而却又深深意识到这一事实：言论自由与自尊心和人的尊严有关。

很多受我们尊敬和重视的作家都选择表现那些被禁的话题，纯粹是因为题材遭禁一事对他们的自尊是一种伤害；我通过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如果说住在其他房屋里的其他作家没有自由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作家会有自由。全世界的国际笔会作家所感受到的踏实感正是以这种精神为特点。

有时，我的朋友会公正地告诉我或者其他人：“你所说的，是错误的；要是你改变措辞，让大家都不觉得受到冒犯，你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了。”但是改变措辞，将其包装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样子，成为这类竞技场的能手，这有点像勾结海关进行走私活动，就算成功的话，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样会产生耻辱感和堕落感。

思想自由，是那种可以表达内心深处的愤怒所带来的快乐。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荣誉和人的尊严都取决于此。所以现在让我们问自己：轻视文化和宗教，到底有多少“合理性”？或者更切题地说，以民主和思想自由的名义无情地轰炸其他国家，到底有多少“合理性”？今年，国际笔会的主题是理性和信仰。在伊拉克战争中，将近十万人遭到无情、残暴的杀戮。这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民主。相反，它点燃了反对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怒火。对那些在中东争取民主和世俗主义的少数人来说，事情已经发展到非常复杂的地步了。这场野蛮、残酷的战争，见证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耻辱。而像国际笔会这类的组织，像哈罗德·品特和阿瑟·米勒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