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伦敦（第4/9页）

只是一个打印错误。我原来是想打“磅”的。我把这些订正一一记录了下来，并给上校写了一封感谢信。我按顺序整理好资料，并付清复印的费用，把一直都在用的书还到了前台，然后扔掉了零星的纸碎片。工作地方清理了我的一切痕迹。和保管员道别时，我得知马歇尔基金会将资助博物馆。我与其他工作人员握手道别，我允诺在以后鸣谢整个部门的帮助。随后，他们叫来了一名勤杂工送我下楼，管寄存的小女孩友好地帮我叫来了出租车，一个年少的门卫帮我拎包，并一直送到了人行道。

往北开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上校的信，或更确切地说，我在思量这些细小的修改给我带来的乐趣。如果我真的非常关注事实，那我原本应写一本迥然不同的书。可事已至此，书已经定稿了。当我们驶入奥尔德威治地下的老电车隧道时，我不由得这样想道。然后我恍恍惚惚睡着了。我被司机叫醒时，车已停在摄政王公园我家公寓的外面。

我把从文库中带回的书归好类，做了一块三明治，然后把衣服装进一个短途旅行箱。我在一间间熟悉的房间里来回穿梭，我明白自立的岁月即将终止。我的桌子上有一张框好的相片，那是我丈夫塞利在去世的两年前在马赛拍摄的。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不停地问他是何人。我磨磨蹭蹭地挑选一件生日宴会穿的衣服，以此来安慰自己。这一过程的确让人有回春之感。我比一年以前瘦了许多。当我的手指在架子上摸索时，我竟把诊断忘到了九霄云外，达数分钟之久。我决定穿一件鸽灰色开司米羊毛衬衣式连衣裙。接下来一切就容易了：白色缎巾衬上艾米莉的浮雕胸针，配上漆革船形浅帮鞋——当然是低跟的——再披上黑色的披肩。我合上箱子，把它拎到门厅。箱子显得那么轻，我着实感到很诧异。

我的秘书明天会在我回来之前到这儿来。我留了张便条，上面开列了我要她做的事情，尔后我拿了一本书，沏了一杯茶，坐在一张靠窗的扶手椅上。窗外是公园。一直以来，我都会把那些让人真正心烦的事情封存起来，不去想它们。但我过于兴奋，连书也看不进。向往已久的是去一趟乡村，与家人共进晚餐，在那里重续家庭的纽带。可是，我和一位医生进行一次典型的访谈。我应该感到沮丧。套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我是否已众叛亲离了呢？想也无济于事。再过半个小时，车子才能到。我有点忐忑不安起来。我站起身，在房间里来来回回了好几趟。如果坐得太久，我的膝盖就会酸痛。我念念不忘罗拉，她那张浓妆艳抹但看上去有些憔悴的老面庞，不挂一丝笑容，她穿着让人看着感到危险的高跟鞋大步向前；她风风火火，敏捷地钻进罗尔斯轿车中，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萦绕。当我在壁炉和低靠背长沙发间的地毯上举步行走时，我难道是在与她一试高低？我向来认为上层社会豪奢的生活加上香烟会要了她的命。甚至在我们五十多岁时，我就那么认为了，可到了耄耋之年，她却焕发出一种如饥似渴、洞察一切的神情。她这位自命不凡的姐姐，总比我抢先一步，可是在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上，我最终却要比她先行一步，尽管她会活到100岁的。我无法在有生之年公之与众。

这辆罗尔斯轿车肯定影响了我的情绪，因为晚来了十五分钟，令我大失所望。诸如此类的事情通常不会扰乱我的心情。这是一部满面尘土的小型计程车，后座盖着斑马条纹的尼龙人造毛。不过司机迈克尔倒是一位性格爽朗的西印度群岛小伙子。他帮我提箱子，还客气地替我把前排座位推移到了前面。我忍受不了我脑后支架上的扬声器中传来的吵闹的音乐声，他有些懊恼，但很快镇定了下来。此后，我们一路上相处不错，并且谈起了各自的家庭。他从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是米德尔塞克斯郡医院的医生，他自己从莱斯特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现在打算去伦敦经济学院撰写关于第三世界法律和贫困问题的博士论文。在我们从阴沉沉的西线行驶出伦敦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论文的概要：没有财产法，就没有资本，也就没有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