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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们不能偷听，海蓁。”

我们回到车上，我给奥古斯塔斯发了个短信，说如果他准备好了，我们就在外面。

我们对他家的房子注目片刻。房子这东西有一点颇为诡异，就是虽然它们包容着我们绝大部分的生活，看起来却永远是一副里面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我想知道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建筑的意义所在。

“嗯，”过了一会儿妈妈说，“我们来得太早了，我猜。”

“说的好像逼我五点半就爬起来的人不是你似的。”我说。妈妈伸手到我们俩的座椅之间拿出咖啡杯，啜了一口。我的电话振动起来：奥古斯塔斯来了短信。

实在难以决定穿什么好。你喜欢我穿POLO衫还是纽扣领衬衫？

我回复：

纽扣领。

三十秒后，大门开了，奥古斯塔斯微笑着出现在门口，身后拖着带轮的旅行包。他穿着一件熨过的天蓝色纽扣领衬衫，下摆掖在牛仔裤里；嘴唇上，一根骆驼特醇香烟晃晃悠悠。我妈妈下车跟他打招呼，他暂时把烟拿下来，用我熟悉的那种自信十足的嗓音说：“见到您总是很高兴，夫人。”

我从后视镜看着他们，直到妈妈打开后备厢。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打开后面的车门，开始从事单腿爬进汽车后座的复杂活动。

“你想坐前面来吗？”我问。

“绝对不想。”他说，“另外，你好，海蓁·格蕾丝。”

“嗨，”我说，“好吗？”

“好吧。”他说。

“好吧。”我说。

我妈上了车，关上车门。“下一站，阿姆斯特丹。”她宣布。

这话并非完全准确。下一站是机场的停车场，然后有一辆大巴载我们去航站楼，然后是敞篷电瓶车送我们到安检通道。通道尽头，安全管理局的那家伙嚷嚷着说，我们的包里最好别有枪支啦弹药啦超过三盎司的液体啦，我跟奥古斯塔斯说：“观察评论：排队也是一种受压迫的方式。”他说：“千真万确。”

我不愿意被搜身，于是选择从安检门过，不带轻便小推车、不带氧气瓶，甚至把塑料鼻管也取下来了。我从全身扫描X光机里走过，这是好几个月来我在没有氧气帮助的情况下迈出的第一步，那种感觉棒极了，轻装前进，如同恺撒渡过卢比孔河。X光机用沉寂宣告：我是一个未曾金属化的生物，不管这种状态为时多么短暂。

我觉得掌握了自己身体的主权，那种感觉很难准确描述。我只能说，小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沉重的大书包，走到哪儿都背着它，里面装着我所有的书。如果我背着包的时间太久，终于把它放下来时，我就会感觉自己快要飘起来了。

十秒钟之后，我发觉我的肺如同傍晚的花朵，好像要收缩起来似的。我赶紧在机器旁边灰色的椅子上坐下，努力调整呼吸，我咳得像咯咯作响的阵雨，感觉难受极了，直到最后我终于又插好了鼻管。

即使插好鼻管之后也还是很痛。疼痛一直存在，它把我往自己体内拉扯、拖曳，要求被感觉到。当身外世界里的什么东西需要我的评论或者注意时，我总感觉好像是突然从疼痛中被叫醒。妈妈担心地看着我，她刚说了句什么。她说的是什么来着？然后我想起来了。她问我出了什么事。

“没事。”我说。

“阿姆斯特丹！”她低声嚷道。

我微笑起来，也说道：“阿姆斯特丹。”她伸出手，把我拉起来。

我们在预定登机时间前一个小时来到登机口。“兰卡斯特太太，您真是个守时的人，令人难忘。”奥古斯塔斯说着，坐在我身边，候机区基本上没什么人。

“嗯，严格来讲我并不很忙，所以容易做到。”她说。

“你够忙了。”我对她说，尽管我觉得妈妈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我。当然了，当我爸的妻子是另一个职责，因为爸爸对于很多事都有点儿不太在行，比如理财、做饭、请管道工，除了在莫里斯房地产有限公司上班之外的事情，他全一窍不通。不过我妈最主要的职责还是照顾我。她活下去的主要理由和我活下去的主要理由全然纠缠在一起，像一团乱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