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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想到我的肩膀疼和头疼也一直不好,不过也许只是因为我刚才在想死于脑癌的女孩。我反复告诉自己要冷静,要隔离思考,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圆桌上(就其直径而言,三个人用可能大了点,两个人用绝对太大),专心对付软塌塌的西兰花和干巴巴的红豆汉堡,全世界的番茄酱都没法改善它的口感。我告诉自己,别一味瞎想脑子或肩膀出现癌转移什么的,这对我身体里看不见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所有这些念头都是在浪费时间,而人的一生本质上来说无非是由有限的时间集合构成。我甚至试着告诉自己享受最好的生活就在今天。

我苦苦思考良久,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陌生人在网上写给另一个(而且是已故的)陌生人的东西竟令我如此困扰,而且令我担心自己的脑袋里长了东西——脑袋疼是真的,但多年经验早已教会我,疼痛是直截了当的诊断依据,却并不准确。

因为这天巴布亚新几内亚没发生地震,所以父母都超级关注我,因此我没法隐藏这突如其来的焦虑。

“一切都还好吗?”我吃饭时妈妈问。

“嗯哼。”我说。我咬了一口汉堡,咽下去。努力想出几句脑子没有被恐慌浸透的正常人会说的话。“汉堡包里放了西兰花吗?”

“一点点。”爸爸说,“你要去阿姆斯特丹,真让人兴奋。”

“哦。”我说。我努力让自己别想“受伤”这个词,但结果当然是越不要想越要想。

“海蓁,”妈妈说,“想什么呢?”

“瞎想吧,我猜。”我说。

“春心萌动了。”爸爸微笑着说。

“我又不是兔子,再说我没爱上格斯·沃特斯,谁也不爱。”我答。防守之态过于明显。受伤。就好像卡罗琳·玛瑟斯是一枚炸弹,她爆炸时,身边的每个人都会被飞溅的弹片刺伤。

爸爸问我学校里有没有什么功课。“我有些相当高深的代数作业,”我对他说,“高深得都不可能跟门外汉解释清楚。”

“你的朋友艾萨克怎么样?”

“瞎了。”我说。

“你今天相当叛逆啊。”妈妈说。她似乎有点儿恼火。

“这不正是你盼望的吗,老妈?让我像个青少年的样儿。”

“哟,可不是这种叛逆方式的青少年。不过当然,你爸爸和我都很高兴看到你像个年轻姑娘的样儿了,交朋友,谈恋爱。”

“我没谈恋爱。”我说,“我不想跟任何人谈恋爱。这个主意糟透了,无比浪费时间,而且……”

“宝贝,”妈妈说,“出什么事了?”

“我觉得,就像,我就像个手榴弹,妈。我是个手榴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炸。我想尽量减少伤亡,好吗?”

爸爸把头稍微偏向一边,像只挨了骂的小狗。

“我是个手榴弹。”我再说一遍,“我只想离别人远远的,看自己的书,想自己的事,跟你们待在一起,因为只有对你们的伤害我无能为力——你们已经投入太多。所以拜托就让我这样,好吗?我没有抑郁,我不用再多出门走走。我也不可能做一个普通的青少年,因为我是个手榴弹。”

“海蓁。”爸爸说着就哽咽了。我爸,他真的很爱哭。

“我要回屋里去看一会儿书了,行吗?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我只想去看会儿书。”

我摒除杂念,打算看一本学校布置的小说,但悲剧的是,我们住的房子墙板太薄,因此接下来的轻声对话一大半都落入了我耳中。我爸说:“我心都碎了。”我妈说:“这种话正是她不需要听到的。”爸爸说:“对不起,可……”妈妈说:“难道你不知足吗?”爸爸说:“上帝,我当然知足。”我拼命集中精神看故事,但却没法不听他们说话。

于是我打开电脑听音乐,我以奥古斯塔斯最喜欢的乐队“潮热”作为背景音乐,回到卡罗琳·玛瑟斯的纪念网页浏览,看她多么英勇地与疾病战斗,大家多么想念她,以及她去了更好的地方,会永远活在大家的记忆里,每个认识她的人——无一例外——都因她的离去而伤心欲绝。